返乡士兵尽速搭上特别列车，前往英格兰及威尔斯各地的集结地点。各个部队将在这些集结 （11Edward R. Murrow，美国广播新闻界的宗师，二战期间曾派驻伦敦。——译注）
地点休息、整编。当列车穿越乡间，民众聚集在沿线的车站月台上，拿更多香烟和巧克力送给士兵。伦敦郊区的窗户上悬挂床单做成的条幅，上头写着“孩子们，辛苦了”和“远征军，干得好”之类的话。儿童则站在十字路口挥舞着米字旗。
当一列“敦刻尔克专车”进站的时候，丘吉尔的军事顾问伊斯梅将军的夫人正在牛津车站转车。在此之前，月台上的群众百无聊赖，对周围漠不关心。当他们看见疲惫的脸庞、绷带以及残破的制服时，霎时明白这些新来者的身份。群众争先恐后冲向车站的小卖部，为筋疲力尽的大兵送来大量食物和饮料。那天晚上，伊斯梅将军跟她说起撤退行动的成果，她回答道：“是的，我已亲眼见证了奇迹。”
“奇迹”——就是这个词。除了“奇迹”二字，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形容如此出乎预料、难以解释的命运逆转。丘吉尔在国会演说中，把它称之为“解救的奇迹”。朴次茅斯海军上将威廉·詹姆斯爵士（William James）写信给海军同僚时，只能“感谢上帝赐予敦刻尔克的奇迹”。戈特将军的参谋长波纳尔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敦刻尔克撤退行动无疑是一场奇迹。”
事实上，这段时间出现许多奇迹。首先是天气。英吉利海峡通常十分险恶，很少长时间不作怪，而撤退有赖平静的海象，在敦刻尔克的九天里，海峡一片风平浪静。老一辈至今仍津津乐道地说，他们从没见过海峡如此平静。
暴风雨一度似乎朝海岸直扑而来，最后却急转北上爱尔兰海峡。北风会激起汹涌的波浪，但是海上一开始吹西南风，后来转为东风。只有一个早上（五月三十一日）出现向岸风，引发了严重的问题。六月五日（结束撤退的隔天）风向转为北风，激起狂暴的碎浪拍打空荡荡的海滩。
在天上，云层、雾气和雨水似乎总来得恰是时候。德国空军曾三次集结（五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六月一日），预备对敦刻尔克展开全面轰炸。然而每一回，隔天都出现低矮的云层，导致德军无法进行有效的后续行动。德军过了三天才发现东面防波堤扮演的角色，主要就是因为西南方吹来了烟雾，为防波堤提供空中掩护。
另一项奇迹是希特勒在五月二十四日下达的休止令，让坦克部队在即将一举歼灭盟军之际暂停行动。当天，古德里安的装甲师已经抵达布尔堡，就在敦刻尔克西南方十英里外，他们与港口之间毫无屏障，绝大多数英国远征军仍然滞留在南方四十三英里外的里尔。等到坦克部队在五月二十七日拂晓前再度出动，盟军已巩固了撤退走廊，远征军拥入敦刻尔克，而拉姆齐的救援船队已经开始热火朝天地行动。
希特勒的“休止令”似乎太过匪夷所思，以至于有人认为他是故意放英国远征军一马。这套理论是这么说的：只要军队依然完好，英国就会觉得自己可以更有尊严地坐上和平谈判桌。
当时置身敦刻尔克的人恐怕很难相信这套理论。如果希特勒私心打算放英国远征军回家，那么他做得太不留余地，计谋差一点失败，险些逮到全体远征军。而且，他没对德国空军、炮兵部队和S艇吐露秘密，他们全都使尽全力阻挠撤退行动，没有人被指示放水。再说，希特勒本人也提出许多战术，指导军队如何在海滩上肆虐。
证据明确显示，希特勒确实有心阻止撤退行动，却不愿意冒险折损他的装甲部队。反正英军似乎已插翅难飞：佛兰德斯地区不适合坦克作战、部队已经散得太开、盟军在阿拉斯发动的小型反攻让他心烦；据说坦克部队损失了五成战力，他需要把装甲师投入下一阶段的战役，也就是穿越索姆、刺进法国的心脏。
这项决定可以理解，尤其是经历过一战的德国人更能体会。法国举足轻重，而巴黎则是关键所在。德国上次没有攻克巴黎，这次绝不能出任何差错，宁可冒险让敦刻尔克出现奇迹，也绝不能重新上演“马恩河奇迹”。
当赫尔曼·戈林宣称德国空军可以独力拿下敦刻尔克，决策变得简单多了。希勒特并没有被欺瞒太久——他在戈林显然无法兑现承诺的好几天前就撤除了“休止令”，但是空军元帅吹的牛皮确实影响了战局。
当坦克车在五月二十七日再度出动，德军的攻势已失去原有的节奏，而装甲师将领的念头全都转向南方。曾经慷慨激昂地请命要求让他的装甲部队进攻敦刻尔克的古德里安，现在眼睛里只有索姆。
还有另一项奇迹来自德国空军本身。戈林也许永远无法阻止撤退行动，但他大可以造成更多损害。德国军机鲜少扫射拥挤的海滩从未使用破裂弹，从不攻击多佛或拉姆斯盖特这类诱人的目标。但这并非因为他们不想做，而是因为缺乏训练。斯图卡轰炸机是训练来进行地面支持的，不是用来封锁，战斗机应该留在高空掩护轰炸机，而不是飞下来掺和。不论基于什么因素，这些疏忽让盟军多了好几千名士兵得以回家。
“假如远征军无法回到英国，”布鲁克将军后来写道，“很难想象陆军如何从重创中恢复。”这就是敦刻尔克的实际意义。英国可以更换两千四百七十二具折损的火炮，可以重新添购六万三千八百七十九台弃置的车辆，但是二十二万四千六百八十六名获救士兵是无可取代的。一九四○年夏天，他们是英国仅剩的、受过训练的部队。后来，他们将成为盟军反攻欧陆的核心。几位将领——布鲁克、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都从敦刻尔克学到了宝贵经验。
但是敦刻尔克的重要性远超过这些实际考虑。救援行动激励了英国民众，让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并且对这场战争萌生出前所未有的使命感。盟约的规定当然得遵守，但是盟约无法激起同仇敌忾的决心。而“家乡”可以——这就是英国人民此刻要奋战保护的目标。
孤立无援的感受可以振奋人心。曾有一名外国人问他的英国朋友，是否会因为波兰、丹麦、挪威、荷兰以及如今法国的相继失守而灰心丧气。“当然不会，”对方坚定地回答，“我们已进入决战阶段，而且是在家乡作战。”
有些人后来认为，这一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戏，用意在于把全国推上情绪的高峰。不过事情发生得太快、太不受控制，不可能出自幕后推手。这一次反倒是人民走在宣传人员前面。政府担心的事情恰恰相反——他们害怕敦刻尔克可能让民众过于自负。丘吉尔本人就强调这场战役是一次“巨大的军事灾难”，并且警告“战争不是靠撤退取胜”。
讽刺的是，对于丘吉尔亟欲消除的氛围，他本人就是始作俑者。他的辩才、他的挑衅和他的战斗姿态，似乎全都具有某种魔力。正如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亚伯拉罕·林肯，丘吉尔是这场战役的完美演员。
另一项要素是敦刻尔克激发的全国参与感。现代战争如此不带个人色彩，一般百姓很难有机会做出直接贡献。而在敦刻尔克，寻常百姓确实搭乘了小船，前往海峡对岸营救士兵。寻常家庭主妇确实帮助了筋疲力尽的撤退部队。在历史上，军队赶着营救受困民众的案例比比皆是，而这次的状况，却是民众赶着搭救受困的部队。
最重要的是，他们圆满完成任务。撤退行动刚开始时，丘吉尔认为可以拯救三万人，拉姆齐则估计救回四万五千人。到最后，超过三十三万八千名士兵回到英国，另有四千人退到仍在盟军手上的瑟堡及其他法国港口。“战争不是靠撤退取胜的”，但是，至少破天荒头一遭，不是所有事情都得遵照希特勒的想法进行。这本身就值得庆贺。
有趣的是，德军也觉得值得庆祝。几年后，他们的想法将会彻底改观。许多人甚至认为敦刻尔克是整场战争的转折点：如果远征军被擒，英国恐怕会战败，德国就能集中力量对付俄罗斯，就不会有伏尔加格勒之役……凡此等等。但在一九四○年六月四日，上述种种假设状况都不明朗。或许除了少数几位怏怏不乐的坦克指挥官，对德军来说胜利似乎已落入口袋。正如《老鹰》（DerAdler）杂志说的：
对德国人而言，“敦刻尔克”将永远象征我们在史上最伟大的歼灭战役中获得的胜利。但是对参与其中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它代表的是任何一支军队前所未有的严重挫败，让他们一辈子铭刻在心。
至于逃回英国的“少数士兵”，《老鹰》向读者保证没必要担心：“这些士兵全都灰头土脸，一蹶不振。”《人民观察家报》（V .lkischer Beobachter）则记述妇孺看到受创部队蹒跚回家时失声痛哭的景象。
而且他们永远无法反攻。登陆艇、“桑葚临时港”（mulberries）、战斗轰炸机、精密雷达，以及一九四四年反击行动中的种种设备，当时都还没发明。从一九四○年来看，歼灭英国远征军与否，其实无关紧要。他们被逼入海里，那样便已足够。
只有法国人心怀不平。不论是在巴黎冲着史毕耶兹将军打冷枪的魏刚，还是东面防波堤上心灰意冷的低阶大兵，法国人一面倒地觉得自己被英国人遗弃了。就算指出拉姆齐的舰队救出十二万三千零九十五名法军，其中十万零两千五百七十人是搭乘英国船舰的事实，也无济于事。
戈培尔使劲煽风点火，柏林发动了最粗鄙的宣传活动。在一本名为《地面攻击报道》（Blendeauf-Tiefangriff）的小册子中，通信员汉斯·亨克尔描述在一艘划艇上，逃难的英军拿枪逼迫几名法国人跳入海中。生还者如今站在亨克尔面前，咒骂着“龌龊的英国人”。
于是我问：“但是，你们当初为什么要跟这些‘龌龊的英国人’结盟？”“又不是我们的意思！是我们那个该死的政府干的，然后还发神经救他们！”“你们不必守着那个政府！”“我们能怎么办？根本没有人问我们的意见。 ”其中一人补充说道，“都是犹太人的错。 ”“哎呀，老兄，我们一起打英国人吧，你看怎样？”他们哈哈大笑，热切地回答：“好啊，我们马上加入。”
在伦敦，法国海军代表欧登达尔将军竭尽所能就事论事。他是个忠诚的法国人，但他必须让巴黎理解英国的角度。然而尽管费尽力气，达朗上将仍在回信中质问欧登达尔是否已经“投入英国阵营”。
“我绝对没有投入英国阵营，”欧登达尔回复，“如果你真心这么想，我会非常难过。”为了证明忠心，他一股脑地描述他跟英国人的几番口角，然后补充说道：
但是，我们是跟德国交战，不是英国。不论英国人犯了什么错，我们不该为了敦刻尔克事件而怀恨在心。
法国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
在六月初的这几天，两国政府间的事务对英国远征军的弟兄毫无意义。他们只知道自己难以置信地回到家了。当火车载着皇家炮兵团的托德上尉缓缓穿过肯特郡乡间，他凝望窗外的树林和果园，心里想着，“这是放置火炮的好地点，那是藏匿车辆的好地方，那座农场很适合扎营。” ——然后瞬间明白自己不必再为那些事情担心了。
在卡塞勒受伤的信号兵查尔斯，搭乘医护列车前往诺斯菲尔德（Northfield）。车行一整夜后，隔天早晨七点，查尔斯被窗外流泻进来的明亮绿光唤醒。他看看四周，发现车厢内其他弟兄哭了起来。然后他望向窗外，看见“诗人传唱了几世纪”的景色——那是青翠的英国乡间。历经尘土、焦黑的断壁残垣，以及被夷为废墟的法国北部之后，眼前这片娇嫩的绿色简直让人无法招架，弟兄们瞬间崩溃。
布鲁克将军也感受到这份对比。在多佛上岸后，他先跟拉姆齐报到，然后开着一辆指挥车北上伦敦。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他想起自己刚刚脱离的险境：燃烧的城市、死掉的牛、断掉的树、枪炮和炸弹的猛烈攻击。“在极其痛苦的短短几小时内，直接从炼狱进入了这样的天堂，两者间的对比因而显得益发美妙。”
他在伦敦和迪尔将军短暂会晤，然后搭上火车回到位于哈特利温尼（Hartley Wintney）的家。他现在困得不得了，于是想尽办法勉强自己在车厢内走来走去，试图保持清醒，要是闭上眼睛，他担心自己恐怕会睡到坐过站了。
他的妻儿在月台等候，簇拥着他回家。他喝了一杯甜甜的奶茶，终于能够上床睡觉。他总共睡了三十六个小时。
他们全都疲惫不堪。第四师参谋李察森少校两周以来只睡了十六小时。在一波撤退行动中，他连续六十二个小时未曾合眼。终于抵达师部在奥尔德萧特（Aldershot）的集合地点后，他倒在床上睡了三十个钟头。比米什上尉隶属于在斯滕贝克反败为胜的皇家诺桑伯兰郡燧枪兵团第九营，他最厉害，一觉睡了三十九个钟头。
救援人员也同样疲倦。比尔上尉的扫雷舰连续不断出勤，两周以来他只有五个晚上睡在床上。在多佛负责管理部队上岸的沃辛顿上尉，一天早上摇摇晃晃走进食堂，当培根和鸡蛋送到他面前，他不小心睡着了，胡子都泡进盘子里了。“温莎号”驱逐舰舰长裴利中校发现，船只在多佛掉头时是他唯一的休息机会。但是即便那个时候，他也绝不打盹，害怕自己醒来后头脑不清。相反地，他只是坐在舰桥上，喝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这必定是一帖良方，因为他接连十天完全不必睡觉。
没有人比平民志愿者罗伯·希尔顿更累了。他跟他的伙伴、戏院经理泰德·萧，连续划船十七个钟头，把部队从防波堤附近海滩接驳到斯固特和其他小型轮船上。就连希尔顿体育老师的训练，也没让他准备好接受这样的考验，但是他做到了。如今任务完成，他们双双返回拉姆斯盖特。
他们亟须休息，却接到指令，要他们帮忙把小船沿泰晤士河带回伦敦。更糟的是，他们分到“莱伊盖特二号”——他们当初开到敦刻尔克，最后却因螺旋桨故障而弃置的大型机动船。他们拖着满身疲倦出发，绕过北岬（North Foreland）进入泰晤士河入海口，沿着河道逆流而上。
真正的盛大欢迎，是过了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才开始的。港口和市中心忙得没时间观看这支沾满尘埃与油污的舰队通过。不过，当“莱伊盖特二号”越过停在岸边的“发现号”培训船时，培训船上的海童军高声欢呼。船只持续往上游航行，沿途的喝彩声越来越热烈。
切尔西（Chelsea）、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每一座桥都挤满了欢呼的民众。希尔顿和萧终于把“莱伊盖特二号”交回它的船坞，然后两人走到地铁站，就此分道扬镳。并肩划船十七个小时后，他们想必成了一辈子的朋友。然而事实是，他们从未再度聚首。希尔顿搭了地铁回家。一上车，原先料想自己会被当成英雄对待的念头立刻烟消云散。他三天没刮胡子，衣服沾满了油污，全身臭气熏天，其他乘客迅速挪到车厢的另一端。到了家门口，他发现没带钥匙。他按了电铃，门打开了，妻子帕梅拉站在门口。她看了一眼这个“流浪汉”，立刻扑上前拥抱他。终究，他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