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觉得相当不齿，”皇家野战炮兵团第六十七营的一名成员写道，“我看见军官扔掉他们的左轮手枪，我看见士兵射杀争先恐后上船的懦夫。”“他们的勇气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容易， ”海军岸勤大队的一名信号兵追述同一片海滩上的同一群人，“能认识他们，并且和他们生在同一个时代，我与有荣焉。”
对第十一旅总部的文书员来说，这场撤退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混乱”。第三军团的总部人员则觉得是一次“溃逃”是一项“耻辱”。但在第四师一名摩托车通信员眼中，这次行动证明了“英国人是一个打不倒的民族”。
他们说的有可能是同一场战役吗？在我尝试拼凑事件始末的过程中，偶尔觉得敦刻尔克当事人之间，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非常热心帮忙。超过五千人响应了我的“战斗号令”，而他们愿意付出的时间与心力似乎没有极限。
兰利中校花了三天带我走访周边防线，并且特别介绍了冷溪卫队第二营负责据守的区段。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的罗宾森（Harold Robinson）荣誉会长安排我参加协会的一九七八年年度朝圣之旅。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我得以亲身接触这些老兵，聆听他们的回忆、感受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向心力。我尤其感激艾特肯牧师（Leslie Aitken）、巴特森（Fred Batson）和埃尔金斯（Arthur Elkin）为我花的时间。
位于利兹（Leeds）的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总部，不厌其烦地为我接洽该组织广布全世界的分会，正因如此，我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宝贵协助，例如塞浦路斯、津巴布韦、马耳他、利比亚、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伦敦分会特别出力，为此，我必须额外感谢艾伦（StanAllen）、拉比兹（Ted Rabbets）和史蒂芬斯（Bob Stephens）。我同时得感谢协会的杂志编辑克森上尉（L. A. Jackson，绰号“Jacko”）替我宣传我的初衷。
我受到所有人的帮助，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仰赖几位特定人士，渐渐把他们视为“我的”特定领域专家。其中包括英军总司令部的布里奇曼子爵、皇家海军的布什上校、皇家空军的林恩少将（Michael Lyne）、发电机室的罗斯基尔上校、掷弹兵卫队的布里吉斯（JohnBridges）、赫德号的洛夫、小型船只局的贝瑞（W. Stanley Berry），以及船务部的贝勒米（BasilBellamy）。杭特将军（Sir Peter Hunt）替我恶补英国军团的结构，我确实是个幸运的美国人，在这项错综复杂的事件上，有卸任的帝国总参谋长来当我的家教。
参与者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在行李箱和阁楼里翻箱倒柜，寻找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明那段经历的，被湮没已久的文件。鲍德温（A. Baldwin）、托德（J. S. Dodd）、法尔利（F. R. Farley）、贾贝兹-史密斯（A. R. Jabez-Smith）、奈特（W. P. Knight）、兰利、李（R. W. Lee）、拉姆齐和沃特金（N. Watkin）掸去了旧日记上的灰尘。其他人寄来他们趁着记忆犹新时写下的详尽记录——例如琼斯（G. W. Jones）、韦伯（W. C. Webb）和柴高维奇（R. M. Zakovitch）。关于加来，华特（Fred Walter）贡献了非凡的三十一页手稿，让我看清那段颇富争议的历史，得到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内幕。
某些已过世的当事人，家属慨然协助。巴尔克太太寄来父亲吉普森少校（J. W. Gibson）的日记，罗伊·弗莱彻则对他的父亲——一等水兵弗莱彻（C. L. Fletcher）做了一番精彩描述，佛沃德太太挑出哥哥麦特卡夫（Syd Metcalf）的一封有趣书信。贡献良多的遗孀包括了考顿太太和史迈利太太。
两个案例值得特别一提。首先，戴维·拉姆齐提供了他杰出的父亲——拉姆齐上将——的个人信件，包括一沓寄给拉姆齐夫人的家书，生动描绘了弥漫在发电机室的那股孤注一掷的决心。其次，通过我的朋友普特曼（Sharon Putman）的接洽，史提尔太太贡献了她勇敢的叔父— —赖特勒中校（Charles Herbert Lightoller）——的一封书信。信中反映出小型船只人员的精神，并且显示赖特勒中校从未丧失他在“泰坦尼克号”担任二副时帮助他度过险境的热忱。
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各个分会替我收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此，我特别感谢格拉斯哥分会的韦伯（W. C. Webb），以及斯托克分会的霍德尔（A. Hordell）。我也要对我的朋友古鲁特（Edward de Groot）致谢，他让我注意到了凡汉默上尉（Lodo van Hamel），他是拉姆齐救援船队中唯一举着荷兰国旗的舰长。有关凡汉默的详细资料，则由荷兰皇家海军部海军历史局卸任局长范奥斯唐中校（F. C. van Oosten）慨然提供。在法国，我很幸运得到海洋博物馆（Mus ée de la Marine）副馆长埃尔维·卡拉斯的全力协助。卡拉斯是“美洲豹号”驱逐舰和“爱蜜莉德尚号”扫雷舰的幸存者，这两艘船双双在敦刻尔克沉没。除了亲身帮忙，卡拉斯博士还借给我重要的法国档案，并且安排了两场关键访谈：一场跟奥方少将，他说明了达朗总部的想法；另一场则跟土鲁斯-罗特列克中将，他描述了“热风号”驱逐舰被击沉的过程。我真希望卡拉斯还在世，能读到我写给他的衷心谢词。
桑默斯（F. Summers，当时叫作费尔南·史奈德）让我得以一窥法国拖网扫雷舰上另一个层面的有趣生活。桑默斯先生是敦刻尔克本地人，格外与众不同。他一开始加入法国海军参战，最后从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总而言之，他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
在德国，我专注于访谈老飞行员，因为德国空军的成败攸关了敦刻尔克的命运。我觉得我的问题得到坦诚的答复，为此，我深深感谢法尔克（Wolfgang Falck）、嘉兰德和曼奈特（HansMahnert）。埃勒曼上校（Rudi Erlemann）在一九四○年还是个小男孩，但是等到我逼着他帮忙时，他已经是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空军随员。他对德国空军的表现充满了精辟见解。
至于德国的其他面向，我受惠于五十六步兵师的信号员费格纳（Willy Felgner）；卢格海军中将（Friedrich Ruge）一名睿智的老水手，对德国海军的表现有深刻评论；戈培尔宣传队的摄影师施密特（Georg Smidt），以及曾经跟希特勒亲口谈论敦刻尔克事件的斯皮尔（AlbertSpper）。斯皮尔不经意地提起，任何人若是以为希特勒有意“放英国人一马”，那就太不了解元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