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云南官员以及大明朝廷之上的君臣，一如既往地迂腐不知变通，坚决不肯承认沙定洲弑兄得来的土司之位，不允许他袭领王弄土司。

结果这样一来，沙定洲无路可走，只好作乱。

而云南地方官员又没有能力镇压，一度搞得世镇云南的黔国公仓皇逃离昆明，云南一片大乱。

如今崇祯皇帝提前着手，将沙定洲封到了八莫。

虽然只是一个品级不高的八莫长官司，但是朝廷圣旨许给其世袭的辖地，却大过了其父世袭的王弄土司辖地。

对于崇祯皇帝的用心，不管是内阁辅臣，还是西南封疆，但凡看破了的，都是心照不宣。

他们虽然没有前后眼，不知道崇祯四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但是却也知道，不能让这些云贵本地土司因为从征水西有功而壮大，否则的话，谁又能够保证这些人中不会再出奢安之辈？

至于这些人如何真正得到他们的封地，那就不是他们该去操心的了。

此时的大明朝廷，与洪武年间、永乐年间，哪怕是万历年间相比，虽然落魄了，大不如前了，但是却仍然是缅甸、老挝、暹罗、安南，以及朝鲜、琉球等周边小国名义上的宗主国。

既然朝廷可以把朝鲜北方两道之地，封给对建虏作战有功的东江镇将士，当然也可以把如今已经失管失控了二三十年的孟拱、孟养、八莫、蛮莫、木邦、芒青等地，封给从征水西有功的云贵土司们。

从道理上来讲，这个做法没毛病。

问题就在于，被朝廷封赏到了上述这些地方的土司头领们，如何手持大明朝廷的圣旨，去实际占有这些土地了。

好在这些土司首领或者土官们，如今在从征水西的过程中，不仅通过劫掠得到了大量的财富，而且所部人马得到了战争的锻炼，正是兵精粮足兵强马壮的时候，朝廷圣旨一到，即气势汹汹地手持大明皇帝的圣旨，率领麾下的人马，开赴各自得封的领地去了。

其中就有鹰视狼顾、野心勃勃的王弄土官沙定洲。

作为王弄土司的次子，只有率军出征的时候，他才能够掌握军权。

一旦回到云南王弄，他就得交出手中的军队，做回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官。

因此，他虽然一眼就看出了大明皇帝借着封赏其战功的机会慷他人之慨，利用他们这些土司军队，为大明朝廷火中取栗开疆拓土的用心，但是他却欣然接受。

因为有了这个封赏，他不仅可以就此成为与其父相当的八莫土司，不必再处心积虑地与自己的兄长沙定海为敌，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带着经受了数年水西战火考验的王弄土司军队前去八莫，一刀一枪去开辟属于自己的土司王国或者说丰功伟业了。

与沙定洲一样喜气洋洋地手持圣旨率军离开贵州的，还有两位来自广西的狼兵首领莫可及和韦昂。

这两个人，之所以敢于冒着兵凶战危的风险，奉调前来水西征战，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都不是各自土司家族的长子。

除了在战场上立下军功，得到朝廷的封赏以外，他们没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功业。

因为不管是来自广西忻城莫氏土司的莫可及，还是来自广西东兰韦氏土司韦昂，他们在各自的土司家族内部，虽然以少壮有为著称，但却都不是各自家族的继承人。

这一次朝廷将钦命让他们各率所部狼兵前往各自封地，等于是上他们开枝散叶自立门庭，开创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司家族。

对于他们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上一次得遇这种机会的时代，还是两百五十年前的洪武初年啊！

所以，这两个人也不管朝廷给他们的封地具体在哪里，拿到了封赏的圣旨之后，带着这一战在水西抢来的巨额财富，喜气洋洋地离开了贵州，一路往南而去。

直到他们接近了自己的目的地，他们才赫然发现，朝廷封给他们的封地，也就是广西左江的上游地带，都在广西归顺州以南。

虽然这个时代，没有国境线的明确划分，但生活在国境线附近的人，都知道有一条大致界线的存在。

而莫可及和韦昂两人受封的安抚司辖地，已经明确无误地位于广西与安南界线的另一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