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内再次陷入寂静，朱由校轻轻抚摸着御座上的青铜龙头，长袍下的脚轻轻的打着节拍，也不催促。

袁应泰脑中飞转，以官兵在大沽口建新港，其背后的目的不言自明，那就是为海船提供口岸，即意味着天子有意开海禁。

那么，到底何为海禁？

海禁得从头说起，太祖建国后采取‘重本（农业）抑末（除农业意外的工商等行业）’的国策，以军屯、民屯、商屯等措施用土地将国人束缚在一隅，以图重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禁止因人口流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虽国人吃饭问题可以解决，但食盐、衣服、农具等总需要交易，于是明朝便沿袭宋元‘三十税一’政策，开征商税。

为了体现‘重本抑末’，太祖便规定‘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商人外出，其邻里务必周知…舍客之际，辩人生理，验人引木…恐托业为名，暗有他为’等来抑制商业的发展。

因国初商品经济水平比较地下，商税所占比重不大、张士诚及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造成海疆不靖等原因，太祖及永乐为保国泰民安，便‘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施行海禁，以‘闭其关，听其自服而不之讨，戒启衅也’。

明代海禁以备倭为大端，太祖曾说‘朕以海道可同外邦，故尝禁其往来’，只允许官方的‘朝贡贸易’，以‘片板不许下海’严禁民间商人往来。

海禁在国初确实为国家安定作出了贡献，但事情总是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期，海禁政策便松紧不一。

主要有几个阶段：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的松弛，到永乐后期因‘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让朝廷不堪重负而严海禁；正德年间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以及嘉靖时‘争贡之役’（1523）让嘉靖下旨再次严海禁；隆庆开关允许海商出海贸易使得海禁松弛；万历时贸易的发展使得海禁废弛。

再远不论，福建及广东一带的海商在隆庆开关之后允许出海贸易，变得活跃起来。之前说过，商人是资本的人格化——逐利，海船一旦出海，便无法控制。如万历朝鲜战争时，‘禁通日本，然东之利倍蓰[xǐ](数倍)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既远乃复折二入东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备倭也就无从谈起了。

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时，巡抚南赣右副都御史谢杰就在《虔台倭纂》中指出海禁现状：“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人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受走私影响，此时继续来朝贡贸易的只有朝鲜、琉球、暹罗（泰国）等几个小国，其余如安南（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等国家则通过走私来满足自己对大明茶、丝绸、瓷器的需求，海禁已变成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

针对这种情况，朝中基本分成两派，一派为黄嘉善、熊廷弼为首的以‘辽东战事求复开海运以济之’；一派是刑部右侍郎邹元标等东林为首，以民‘不胜其楚、至有鬻子女应差’、‘海寇林辛老等啸聚万计，屯据东番之地，占候风汛，扬帆入犯，沿海数千里，无不受害’为由要求严海防、复加禁约。

袁应泰虽是东林党人，也能看出海禁如同治水，堵不如疏，将海贸合法化，由市舶司开关收税，则国库自然充盈。

他在个人名利、团体认知和国家利益之间做着权衡……

袁应泰自问自己追求的是什么？酒色权武？不，人追求的就是内心的快乐，而不是获得金钱、权力、爱情、名利的快感，快乐只是人的主观感受，来自内心的充实，而为国为民让能从中找到自我价值。

“臣恐难当此任。”袁应泰再次叩头道，“臣闻户部早已入不敷出，建港花费将在千万两以上，朝廷无力支付，更无银筹建水师，故请皇上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