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闭上眼睛。我们四个走出精神病院。世界却黑了。电闪雷鸣，豪雨倾缸。荒野。雨点冰冷，刺痛脸颊。而我背后的建筑，如沉没中的幻觉。傍晚五点，感觉已近深夜。我把车往前开了数百米，道路一片汪洋，强行通过非常危险。小东阿姨又提醒，这一带是低洼地，出过水淹事故，有人活活淹死在驾驶室内。

开回到精神病院门口，青青阿姨厌恶地看了一眼，说：“要死快了，等在这种鬼地方，要出人命的啊！”

小东阿姨倒是镇定，指着医院门口的小餐馆，说“：不如进去坐坐。”餐馆简陋，七八张台子，只有一个客人，坐在墙角吃着葱油拌面，浓郁的葱油味，勾我食欲。坐下不点什么也不好，小东阿姨自作主张，点了几样炒菜，至少回家不用饿肚子。我低声问妈妈，“你们去看的那个人，是谁？”

“你忘了吗？抗美阿姨，你小时候，她经常带儿子来我们家玩的，你跟她儿子还一起打过游戏机。”

“嗯，我依稀记得吧，那个男生叫啥名字？”我挠了挠头。青青阿姨在旁跟了一句，“我们做小姑娘的时候，四个人是顶顶要好的，你妈妈、我、小东，还有抗美。”哦，才明白，四闺蜜。

我妈妈是“老三届”。那代人吃过许多苦。唯独我妈比较幸运，因是独生女，未如别人那样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是早早进到单位做了工人。我妈工作优异，早早入了党，特别喜欢文字，常给单位写稿，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读书。

她们中的其余三个，命也不算太差。当年，许多人去了新疆、云南、黑龙江，小东阿姨、青青阿姨，还有抗美阿姨，因为是最早的那批，被分配去了崇明岛的农场。

虽说与上海市区仅一江之隔，如今过大桥隧道仅个把钟头，但那时去一趟崇明岛，可比去苏州、杭州还麻烦。有时大雾天渡轮停航，就真正变成孤岛一座。不过，她们被关在农场里头，本身就跟蹲监狱没啥区别，除非有特别的事请假，否则每月才能回家一次。好在我妈在市区工作，没有兄弟姐妹，房子也算宽敞。她们就把我家当作据点，又延续了十年闺蜜之情。

再说回抗美阿姨，在四个女人里头，她是最为命运多舛的一个。“文革”结束后不久，小东和青青都顺利离开农场回城，只有抗美孤独地留在崇明岛上。因为她家里兄弟姐妹太多，都不欢迎她回家，自觉无望，便嫁给了当地的农民。那座岛号称中国第三大，却是上海乃至江南最穷的地方，就连江北许多县都比它富庶。抗美在农场里吃了太多苦头，她那农民丈夫是个酒鬼，动不动就打老婆，就连她生完儿子坐月子期间，都不能幸免。苦熬到九十年代，抗美终于跟那农民离婚，把户口从农场迁回市区。但家里照旧容不得她，只能在外租房住，每天起早贪黑卖包子，有时还得靠三个闺蜜接济。

她儿子读书不错，虽比我小两岁，却是出了名的高才生。抗美给儿子定下目标，必须考上一流大学，没想到后来反而酿下了大祸。十多年前，最要紧的高考关头，抗美倾尽毕生积蓄，给儿子报了辅导班，还租下考场附近的酒店客房，只为儿子能考上第一志愿北大经济系。然而，高考过后，噩耗袭来：抗美的儿子偷偷买了张去崇明岛的船票，渡轮行至长江中流，他翻越栏杆，纵身一跃，被浑黄之水吞没。打捞三天三夜，才在崇明岛边的芦苇滩上，发现了少年的尸体，已被鱼虾咬得面目全非。警方调查死因，确定是孩子高考失利，自觉无法考上心仪的大学，无脸面再见妈妈，心郁气结，方才踏上绝路。后来想想，也是做妈的逼得太紧，一心一意要让孩子考取功名，也为补偿自己这辈子的不幸。

想来，这世上的悲欢离合，不是你妈逼的，就是我妈逼的，莫不如是。儿子死后，抗美有足足三个月不曾说话，尝试自杀过几十次……不是割腕昏迷后发现伤口结痂了，就是跳楼被六层到二层的无数晾衣杆救了性命，跑回农场喝老鼠药竟碰上山寨货，最后一次是开煤气，结果自己非但没有中毒而亡，反而搞得整层楼都被炸光，隔壁邻居三死四伤。

于是，她被送入精神病院，至今已逾十年。说到此处，我看着她们淡然的表情，再想想精神病院里的女子，想想她那幽深的目光。窗外仍是瓢泼大雨，阵阵闷雷声滚过，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最后，小东阿姨做了总结性发言，“骏骏，你不知道，这一天，是我们四人初次相识的日子。其实，推算起来也不困难，就是那一年的小学入学日。每年今日，我们都会相约来这里看望抗美。”

话音未落，一阵风吹开了窗户，我被打了一脸的雨。有个男人帮我们关紧了窗，就是一直在角落里吃葱油拌面的那个。“谢谢啊。”但他默不作声，径直坐到我们的桌子边。他看上去三十多岁，穿着笔挺的衬衫，胸口别着医生常用的钢笔，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伸出一只骨节细长的手，伴着雨点有节奏地敲打桌面。

“晚上好，我是这家医院的医生，你们刚才所说的抗美，是我负责主治的病人。”

男人用极快的语速说话，就像大多数医生那样。他冰冷的目光扫视桌上的每个人，仿佛我们个个都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大家不约而同地低头，只有我迎着他的目光。

我懂了，晚餐，才刚刚开始。小餐馆里沉默无声许久，还是青青阿姨先开口，“医生啊，真是太巧了，请问啊，我们抗美什么时候能医好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晕，这个医生很有九十年代港剧的风格，小东阿姨算是见多识广，浅浅笑道：“请先说坏消息吧，医生，我们一把年纪了，有心理承受能力的。”

“坏消息就是抗美的精神分裂症一辈子都治不好了。”“唉，真是可怜啊。”青青阿姨掏出面巾纸，擦了擦眼角。“好消息呢？”我妈问。“也是抗美的精神分裂症一辈子都治不好了。”这种回答让人愤怒，青青阿姨瞪了瞪眼睛，“这算什么好消息？拜托哦，你是医生哎，怎么能说这种没良心的话？”“抱歉，但对你们来说，这就是好消息。”医生看着我妈、青青阿姨和小东阿姨，唯独跳过了我的眼睛。“你想说什么？有话就请直说。”还是小东阿姨镇得住场面。医生点点头，坐到我们中间，左边是我们母子，右边是青青阿姨和小东阿姨。灯光照在他的头顶，乌黑的头发泛出几点油光。耳边全是风雨呼啸，屋顶像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随时可能被掀飞掉。

他先看着我妈，还是保持礼貌地说：“除了这位阿姨以外，我想请问另外两位阿姨，你们都和抗美参加过一九七七年恢复的第一届高考吧。”

她们三人不约而同地点头。我只知道，我妈没有参加过正式高考，至于她的三个闺蜜，我则是一无所知。毕竟，一九七七年啊，世界上还没有我呢，哪怕连个胚胎都不是。

医生继续说下去：“小东、青青，当时，你们两个都和抗美一起在崇明岛上插队落户，因为农场经常收不到信，而农场领导强烈反对知青参加高考，担心你们万一被录取的话，会搞得大家人心涣散。所以，录取通知书极有可能被农场扣压，因此在高考报名填写地址时，你们都填了在市区的地址——而且，是同一个地址。”

他掏出口袋里的小记事本，翻到其中写满字的一页，轻声念出“：天潼路799弄59号。”

我记得，这是今天在精神病院，抗美说过的仅有的一句话。我还记得，这是我外公外婆家的地址，小时候我曾住过好几年。妈妈点头承认，“是，那是我家的地址。”小东阿姨接着说：“抗美家里兄弟姐妹多，他们的关系素来不和，以前邮件和包裹寄到家里，凡是写她名字的，大部分都会遗失，或者干脆被别人拿走，为此她不知跟家里吵过多少回。”

“其实，我家里也有过这种情况，那年头很普遍的。”青青阿姨也插了一句。

医生双手托腮看着大家，说：“完全可以理解，小东、青青，你们和抗美填写的都是天潼路799弄59号。因为，那是你们最亲密的朋友的地址，而她恰好没有参加这次高考，而她家只有她一个女儿，绝对不会出现邮件遗失的情况。”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妈妈虽然没说出口，眼神却是充满疑问，我也很想把医生逼到墙角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