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码头上，特鲁普中校搭乘陆军总部的“燕子号”小艇上岸，看着眼前的混乱，立刻任命自己为码头指挥官。他最大的麻烦是个老问题：法军拒绝与自己的小队分开。在一名法军参谋官萨多米上尉的帮忙下，特鲁普强烈要求法国大兵暂时忘记自己的编队，两个小时后，所有人会在英国碰面，所以现在随便上哪艘船都好。他们似乎听懂了：大型的“汀瓦尔号”靠岸，半小时内接走四千名大兵。

六月四日凌晨两点，两艘小型的法国鱼雷艇“VTB21”及“VTB26”轰隆隆出港。阿布里亚尔上将及法加尔德将军正带着参谋人员离开。在他们身后，三十二号棱堡的巨大铁门敞开，无人看守。里头只剩下一堆被砸烂的密码机和烧光的蜡烛。

两点二十五分，停在港口外的“蝗虫号”炮艇从泰勒将军的小船接过最后一批部队。舰长考斯托巴迪少校已完成任务，想必很想立刻冲回多佛。但是船上还有空间，于是他转往东面防波堤，又接了另外一百名士兵。“蝗虫号”客满了，他终于满意地返回英国。

两点三十分，最后一批法国船只——由波堤少尉指挥的拖网船队——从港口最深处冒了出来，船队塞满刚从战场退下来的部队，朝多佛出发。

两点四十分，在风笛声的鼓舞下，“麦尔坎号”驱逐舰松开了系在东面防波堤的缆绳。二十分钟后，最后一艘驱逐舰“快递号”满载离开，乘客包括布坎南中校的岸勤人员。

三点，防波堤西侧的短码头仍然挤满了法国大兵，特鲁普中校忙了一整夜，但是码头上还是不断涌入新来的士兵。现在，最后一艘大型运输舰已经走了，特鲁普在等一艘事先安排好的汽艇。这艘汽艇预计三点来接他以及法军三十二师的卢卡斯将军（Lucas）和参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完全不见汽艇的踪迹——这并不让人意外，在这样一个夜里，有上千种事情可能出错。

三点零五分，特鲁普开始担心了，这时，陆军总部的工作艇“鸽子号”恰好路过。奇迹般地，这是一艘空船，正在港口进行最后巡视。特鲁普大声吆喝，船上的加贝特·穆哈伦中尉把船只靠过来。

当卢卡斯将军准备离开时，上千名法国士兵排成四列立正站好。他们显然会被抛下，再无逃脱的机会，但是没有一个人打乱队形。他们肃穆地站着，一动不动，钢盔上映照着闪烁的火光。

卢卡斯和他的参谋走到码头边向后转，喀的一声并拢双脚，向士兵们最后致敬。然后军官再度转身，顺着长长的绳梯往下爬，登上等候的船只。特鲁普随后上船，三点二十分，加贝特·穆哈伦中尉发动引擎，迅速驶离港口。

最后一批船只离开敦刻尔克时，一支奇怪的队伍正准备悄悄溜进港口。“猎人号”驱逐舰带头，后面是三艘古董货轮，而“MTB107”和“MA/SB10”快艇在两侧照应。丹杰·菲尔德上校再度试图在入口处凿沉船只，借此堵塞港口的出入口。这支小型船队朝指定地点前进时，最后一批救援船只疾驶而出，激起了强烈涡流，把它们颠得左摇右晃。“MTB107”的舰长喀麦隆上尉不禁思索命运的捉弄，让他——一名生活稳定的四十岁律师——在这场旷世大戏中插上一脚。

突然一声爆炸。敌机显然在海峡埋了水雷——这是德国空军的临别赠礼。第一枚没有造成任何损伤，但是第二枚在领头的“古尔科号”堵塞船的船底引爆，几乎立刻将它击沉。两艘快艇捞出落海的生还者，其余的堵塞船继续前进。不过现在只剩下两艘船了，任务势必更难完成。

堵塞船缓缓深入港口时，“猎人号”最后一次造访东面防波堤。“快递号”离开时，防波堤差不多被清空了，但是如今又开始出现人潮。四百多名法军跌跌撞撞上船，包括敦刻尔克驻防区司令巴泰勒米将军（Barth élémy）。三点二十分，“猎人号”终于起程，它是最后离开敦刻尔克的英国战舰。

但它不是最后离开的英国船只。当丹杰菲尔德上校的两艘堵塞船抵达指定地点，还有几艘汽艇钻出港口。堵塞船打满舵，企图与海峡呈直角排列，但是潮水和洋流同样太强烈了。和前一晚一样，这次行动大致上失败了。在附近逗留的“MA/SB10”接走了船组人员。

如今，天将破晓，喀麦隆上尉决定开着“MTB107”绕行港口，看看最后一眼。九天以来，港口遭到炸弹轰炸，枪炮声震耳欲聋，巨石崩裂，整个乱成一团，现在突然间成了鬼蜮：沉船的残骸、被丢弃的枪炮、空荡荡的废墟，以及在码头和东岸防波堤上无望地静静等待的大批法国士兵。没有什么是一艘形单影只的小汽艇可以帮忙的，喀麦隆哀伤地掉头回家。“整个场面， ”他后来追忆，“弥漫着一股终结与死亡的气氛，一场大悲剧正在落幕。”

不过，还有一群英国人留在敦刻尔克，其中一些人还活得好好的。因伤员而被抛下的兰利中尉，现在躺在城郊的十二号伤员处理站。这座处理站（其实是个野战医院）设置在罗桑达埃勒郊区的一栋维多利亚式大宅院里。宅院最上方有一座长相奇怪的红色尖顶炮塔，所以这个地方又被昵称为“小红帽”（Chapeau Rouge）。

伤员早就占满屋里所有的房间，泛滥到了走廊，甚至雄伟的楼梯上，现在连花园也搭起了帐篷收容伤员。一间法国野战医院也设置在庭院里，挤进更多伤员。总人数每天都有变化，不过在六月三日当天，“小红帽”里总共有大约两百六十五名英国伤兵。

有几名医官和医务兵负责照顾他们。这群医护人员之所以留在这里，是一次古怪而决定性的抽签造成的结果。即便在上级做出留下伤员的决定之前，有些人显然就走不了了。他们伤得太重，无法移动。为了照顾他们，上级下令每一百名伤员，就得有一名医官和十名医务兵留下来。由于总共有两百到三百名伤员，这意味着要留下三位医官和三十名医务兵。

怎么选择？处理站指挥官潘克上校认为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抽签。六月一日下午两点，全体人员集合参加这场势必紧张万分的活动。分别举行两场抽签——一场给十七位医官，另一场给一百二十名医务兵。

所有名字放进一顶帽子里，凑巧的是，他们在地窖里找到一顶英国圆顶高帽，正好用来抽签。规则是“先抽到先走”，最后被抽出名字的人留下来。英国教会牧师替士兵抽签，天主教神父奥榭替军官抽签。

首席外科医官纽曼少校不发一语，痛苦地聆听名字一个个被叫出。十个、十二个、十三个，他的名字还在帽子里。事实证明他害怕得有理：他是十七人当中的第十七个。

当天下午稍晚，帐篷里举行了告别仪式。奥榭神父最后执起纽曼的手，把自己的十字架送给他。“这会保佑你回家。”神父说。

有一个留守人员没参加抽签，二等兵盖兹纯粹是自愿留下来的。盖兹平时是一名拍卖员兼估价师，在大撤退之前，在一支汽车保养分队担任机关枪手。跟小队分散之后，他找到一辆被弃置的救护车，于是成了第十二伤员处理站的一分子。其他人或许更懂得行医用药，但在这样的时刻，他自有一套能派上用场的技能。他是个天生的拾荒者，什么都会修，甚至在“小红帽”的水快用完时，在附近找到一口新的水井。纽曼少校把他视为单位的这个“荣誉队员”，而盖兹投桃报李 ——他当然不打算离开。

绝大多数人员在六月一日晚间撤出。二日整天则徒劳无益地在各个码头间东奔西跑，因为谣传有一艘医护船来了。那天晚上，一名摩托车通信员轰隆隆地捎来讯息：能走的伤员只要被带到东面防波堤，就可以被撤离。许多正常定义下的重伤员抓住这个最后逃命机会，从病榻起身，一瘸一拐地走着，甚至爬也要爬到等候的卡车上，还有人拿煤镐和耙子当拐杖。

六月三日是等待的一天。法军正逐步撤退，纽曼的主要责任是防止他们占据这间房子，他将之当成最后一搏的据点。草地上铺着用布条做成的大型红十字，德国空军截至目前表示尊重，纽曼希望继续保持下去。法军指挥官似乎理解。他没有占用房子，但持续在周围土地挖掘战壕。几颗零星的炮弹开始落进花园里。

入夜之后，法军开始拔营，继续往敦刻尔克撤退。在“小红帽”，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批访客将是德军。至于确切时间，每个人看法各异，但是德军的白色“胜利火箭”已经越来越近。

伤员静静躺在病榻和担架之际，工作人员聚在地下室准备最后一顿晚餐。他们想办法大饱口福，配上从“小红帽”酒窖找到的美酒。有人弹奏着手风琴，但是没人有心情唱歌。

纽曼少校上楼找一位名叫赫尔穆特的德国飞行员。他几天前被击落，因伤而被送到这里。两人都知道俘虏人与被俘虏人的角色即将对调，但彼此心照不宣。纽曼想要好好恶补一下德文，以便在敌军到达时使用。赫尔穆特耐着性子教他说“Rotes Kreuz”和“Nichts Schiessen”之类的词汇——意思是“红十字会”、“别开枪”。

到了六月三日至四日间的午夜，最后一批法国守军已经往码头撤退了。在“小红帽”，所有人除了继续等待之外无事可做。纽曼派两名医务兵到栅门门口站岗，权充接待。一名军官守在大门外的门廊上，他们奉命一看见德军就立刻通知纽曼。纽曼准备一套投降用的干净制服，然后窝在厨房的石头地板上睡几个小时。

兰利中尉躺在门前台阶的担架上。天气又热又闷，而且苍蝇闹得厉害——所以他请人把他抬到屋外。他也在等待，同时开始思索接下来的命运。他是冷溪卫队的军官，而在上一场战争中，冷溪卫队是出了名的不留敌人活口。这个名声是否流传了下来？若是如此，德军很可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以兹报复。他最后要求两名医务兵把他的担架抬到栅门附近。如果他难逃一死，倒不如早点了结来得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