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特将军是在偶然间听到消息的。他在五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开车来到三十二号棱堡，打算跟布朗夏尔将军商讨撤退事宜。他没见到布朗夏尔，不过魏刚总部来的柯尔茨将军倒是在场，柯尔茨随口问起戈特是否听说利奥波德打算求和。
戈特大吃一惊。他心里明白比利时没有能力长期抗战，但是没料到他们如此不堪一击。“如今，伊普尔到海岸之间突然冒出一道长达二十英里的缺口，敌军的装甲部队可以从这里一拥而入，直逼海滩。”
魏刚将军更是错愕。他在凡森开会的时候，有人把比利时联络官发来的电文递给他。“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因为从来没有任何风声让我可以预见这项决策。没有任何警告，也没有一丝暗示。”
似乎就连在利奥波德总部安插了亲信——海军上将凯斯爵士（Sir Roger Keyes）——的丘吉尔，都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突如其来，”首相几天后在鸦雀无声的下议院发表谈话，“没有事先商量，也没有一丁点通知。他不顾大臣们的建议，自作主张派遣全权大使到德国司令部宣布投降，暴露了我们的整个侧翼和撤退路线。”
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如此震惊？利奥波德早在五月二十五日就发送电文告知英王乔治六世，表明比利时的抵抗已濒临溃败，“假如我军遭到包围，我们给予盟军的协助将会就此告终。 ”他补充说道，他认为他的责任是与人民同在，不会逃到海外成立流亡政府。
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间，戈特及英国陆军总部分别收到来自比利时联络官的七则讯息，指出除非英国能够反击（这很显然不可能），否则终点已经不远了。除此之外，凯斯上将在五月二十七日上午致电丘吉尔，表示“他觉得比利时军队的抵抗撑不了太久”。凯斯接着拍电报给戈特，说明利奥波德— —
担心关键时刻迅速迫近，他恐怕很快就无法指望他的部队继续战斗，或者给予英国远征军任何协助。他希望您明白，他有责任在国家惨遭蹂躏之前宣告投降。
而在另一头的利奥波德，也对盟军的意图一无所知。尽管戈特认为积极奋战的比利时军队“对我们的撤离至关紧要”，但是从来没有人咨询比利时将领的意见，也没有人分配任何一艘船只供比利时军队撤退。
最后，丘吉尔在艾登的提醒与催促之下，终于在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发电报给戈特：“现在，我们有必要告诉比利时军队……”他接着附了一则私人讯息给凯斯上将，指点他如何跟利奥波德打交道：“请转达以下讯息给你的朋友。要假设他知道英军和法军正设法朝海岸撤退……”如此一来，对于比利时国王为什么没得到消息，伦敦可以说他们“假设”他已经知道了，以此作为开脱之辞。
丘吉尔也在讯息中力促凯斯确保利奥波德逃到国外，最后并隐约提议由英国远征军带着比利时部队一起退回法国。
这则讯息从未送达凯斯手中，不过反正也无关紧要了。此时，利奥波德早已志不在此。这位国王从来就不讨人喜欢——他是个傲慢、冷淡的人，并且规定大臣在他面前必须立正站好——不过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做了一个错误假设，以为自己在德国占领之下仍能保有权力，因此决定投降，留下来与他的子民共存亡。
二十七日下午五点，国王派遣可靠的参谋官德鲁索少将，举着白旗前往德军阵线。国王想争取有利条件的任何希望，全都立即破灭。元首坚持比利时无条件投降。利奥波德同意了。五月二十八日清晨四点，比利时正式放下武器，宣布投降。
几支零星的队伍仍持续作战。第十六步兵师的楚浮上尉经过一天的撤退，精疲力竭地倒在吕德福尔德饭店的大厅睡觉。清晨四点半，他突然被一阵声响惊醒。灯打开了，人们来来回回走动。“陆军投降了。”有人解释道。
“什么？”
“团总部的联络官刚刚捎来命令。”
“这么说来，我被遗弃了。”身为国会议员以及瓦隆社会党（Walloon Socialist Party）青年领袖之一的楚浮，是个不会盲从军队命令的硬骨头。
他“借”了一辆指挥车，迅速动身前往敦刻尔克。一抵达法军前哨站，他立刻明白对他而言，继续参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前哨站的值班军官因为比利时的投降而满腔激愤，他痛骂楚浮是个叛徒、懦夫，并且提出警告，要是楚浮胆敢再往前一步，就叫卫兵立刻射杀他。
楚浮向后转，试着往南走另一条路，但迎面碰上一支德军纵队。他再度朝北疾驰，抵达科兹伊德（Coxyde）的海边。他在这里战战兢兢地接近一名英国军官，小心翼翼地说明他并非叛徒。他可以越过防线吗？
“恐怕没办法，长官。抱歉。”
他继续往尼约波前进，在这里，他遇见一整支比利时军队，有些人跟他一样倍感挫折。楚浮和其他几个人私自挪用停在水道上的一艘渔船，被船只的引擎、风帆以及在他们头上俯冲盘旋的一架德国军机伤透脑筋。德国军机最后飞走了，它显然认定这群人不值得浪费子弹。他们终于安全进入外海。
天已经黑了，他们点燃蘸满汽油的破布，希望吸引注意。海面上有许多船只，但是没有人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水域停泊。最后终于有一艘英国驱逐舰把他们接上船，但是楚浮再度面临强烈的敌意。
这一次，他成功说服对方。事实上，这艘驱逐舰正在前往敦刻尔克的途中，用得上这些强壮的比利时人和他们的小船。这是漫长而艰辛的一天，但是楚浮终于又回到了战场上。
然而这样的人并不多见。皇家苏塞克斯兵团第四营的二等兵奈伊在科特赖克机场站岗时，看见路上有一大群刚从前线撤离下来的士兵，其中好几百名比利时大兵一边骑着脚踏车奔驰，一边吆喝着战争结束了。北斯塔福郡兵团第二营的士兵从利斯河朝海岸行军时，路边站着一群卸下武器的比利时大兵看着他们撤退。有些人面有愧色，但是也有许多人对疲倦的英军破口大骂、挥舞
拳头。在比尔斯坎普（Bulscamp），一名身材圆滚滚的宪兵跑来英军指挥部，高声宣布比利时已经投降，他奉命前来没收英军的所有兵器。至于英军回答时说了什么话，那就无从查证了。
整个乡间，家家户户的门窗挂满了白色布条。在瓦图（Watou），多塞特兵团第二营的蓝姆塞中尉打算走进一间空房子休息一下。住在附近的一名妇人冲过来大喊：“不行，不行，不行！ ”
“这是在打仗啊。”蓝姆塞说的这句老话是颗万灵丹，两次大战期间，人们拿它来解释任何必要的不便。
“是在打仗没错，但不是我们的战争！”妇人回嘴。
的确，对大多数比利时人而言，这场仗如今已成了别人的战争，而摆脱战局让他们如释重负。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国家不过是块踩脚垫，任由邻近的强权国家在无止境的权力斗争中随意践踏。“英国人，德国人，全都一个样。”一名心生厌倦的农妇这么说。
技术上而言，尽管比利时的投降导致盟军的撤退走廊在东北角出现一个巨大缺口。然而实际上，随着比利时抗军节节败退，防线原本就有一条越来越大的裂缝。过去四十八小时内，负责镇守这条防线的第二军团指挥官布鲁克中将一直在调度兵力，企图填补漏洞。他是个奇迹制造者，但是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正当利奥波德准备承认失败之际），在伊普尔附近的英军第五十师以及尼约波海岸的法国守军中间，依旧没有盟军驻守——那是一道长逾二十英里的缺口。
布鲁克手上仅剩的，是蒙哥马利少将的第三师。这支部队目前驻守在包围圈南端附近的鲁贝（Roubaix），若要发挥效果，必须将他们从防线最右端的阵地撤离，越过其他三个师的后方往北行进二十五英里，然后溜进最左端的阵地。这是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一万三千名大军在夜间沿着后街小巷和陌生道路安安静静地长途跋涉，敌军往往只在四千码的距离外。他们必须在天亮以前抵达，否则移动的纵队就会成为德国空军的活靶。
面对这项任务，蒙哥马利毫不畏惧。他在坊间虽然默默无闻，却或许是英国远征军当中最受人议论的师长。他狂妄、自负、暴躁又夸张，在军中也没什么朋友，但是受到许多人崇拜。
不论人们对他抱着怎样的观感，全都同意他是个卓越的军人，而且非常擅长训练和激励士兵。他的部队一整个冬天都在练习这类的夜间行军，他们一再操练，直到每个细节都烂熟于心，每个突发状况都已事先算计。此刻，蒙蒂很有把握能成功完成任务。
傍晚，他的机枪手和装甲车辆率先行动，组成轻便的先遣部队。然后红帽子宪兵在薄暮中出动，负责标示道路、指挥交通。而主要的大军，包括两千辆面包车、军车、卡车、指挥车及运兵车，在入夜后最后出发。当然，车辆全都不开灯。每一位驾驶员必须紧盯前方车辆的后轮轴。后轮轴被漆成白色，用一盏微弱的屏蔽灯照明。蒙蒂本人坐在他平常搭乘的亨伯（Humber）指挥车，随员埃尔金斯上士则骑着摩托车紧跟在旁。他们右前方的并行线上有不断闪烁的炮火，左边则有几门英国火炮在凯穆尔山（Mont Kemmel）上持续射击；从两面发射过来的炮弹光影，在这支移动部队的头上形成一道奇特的拱顶。有一次，路边的英军在蒙蒂经过时不小心放炮，炸掀了蒙蒂的亨伯座车，但是将军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二十八日天亮以前，第三师已准备就定位。拜蒙哥马利大幅度横向移动之赐，英军如今掌握了撤退走廊的东面，最北可达诺德斯霍特（Noordschote）。至于到海边剩下的十三英里，蒙哥马利仰赖剩余的比利时军队，因为就他所知，他们仍在持续战斗当中。然后上午刚过七点半，他首次听说利奥波德投降的消息。
“局势危急！”蒙哥马利后来在回忆录中追述，“原以为左侧会有比利时军队协防，如今什么都没有……”他迅速调集几名机枪手，外加英军和法军的几辆装甲车。这支临时拼凑的部队分散开来扼守防线，直到盟军有能力集结更庞大的兵力为止。战斗往往一触即发。枪骑兵团第十二营的曼宁中尉赶在波克大军进城以前，千钧一发之际炸毁通往迪克斯米德（Dixmude）的桥梁。
到了下午，坏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德军占领了尼约波；比利时军队退出战场；蒙哥马利的负荷已达极限；从伍本（Wulpen）到尼约波及海岸之间，没有一支有组织的部队进行防守。
盟军只得再度临机应变。克利夫顿准将（A. J. Clifton）刚好有空，布鲁克中将连忙派他去伍本组织防御。他一抵达便接管由两百名炮兵拼凑成的部队，并且不时调来“闲着没事”的装配兵、勘测员、运输兵和总部勤务兵以加强战力。这支部队从来没被命名，毕竟队上的军官来自五个不同的军团。大部分士兵从没见过他们的新长官，而这些军官也从来没在克利夫顿的手下做事。
然而，他依然成功地将士兵团结在一起，部队带着高昂士气走上前线。他们沿途碰到许多从前线退下的比利时散兵。比利时人抛下武器，高喊着战争已经结束。这简直是意外之财，克利夫顿的士兵捡起被丢掉的步枪和炮弹，为他们贫乏的装备加强战力。他们沿着菲尔讷尼约波运河，及伊塞河（River Yser）布防，在接下来的三十个钟头成功阻挡敌军前进。双方在尼约波附近的桥梁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比利时军队疏于在停火前炸桥，而英军的工兵无法从桥梁东侧点燃引爆线。德军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过桥，但是克利夫顿将所有“重家伙”（四门十八磅炮弹的大炮以及几挺勃伦机枪）聚集于此，成功拦阻敌军，保留了东面防线的完整。
西面的防线也同样挺住了。五月二十七日一整天及二十八日的大半天，英军第一四四旅将德军钳制于敦刻尔克以南十二英里的沃尔穆特（Wormhout）。所有人都派上用场。在旅指挥部所在的当地饭店，二等兵凯瑞尔发现自己在教几名厨子和职员填装米尔斯卵形手榴弹（Millsbomb）——尽管他自己从没看过这种炸弹。
成功完成这项危险任务后，他奉命去协防饭店的外墙。正当穿越花园之际，他听到一声凄厉的尖叫。他以为是哪个倒霉鬼中弹了，转身一看，发现那声尖叫来自树上的一只孔雀。
“这只鸟可不能再吓人了。”凯瑞尔喃喃自语地举起步枪准备射鸟。就在他开火之前，一名年轻的中尉推开他的步枪，告诉他别做傻事，他难道不知道射杀孔雀会带来霉运吗？长官补充说道，如果凯瑞尔违背命令射了那只鸟，就要接受军法审判。
下一步可想而知。凯瑞尔一等中尉走得看不见人影，便举起枪仔细瞄准，一枪中的。如果射杀孔雀会带来霉运，他倒是没发现有什么不同。
不过，霉运确实降临在沃穆尔特的几名守兵头上，而这些人恐怕一辈子都没伤害过孔雀。一番激战之后，皇家沃威克兵团第二营被打得七零八落，分散的士兵在二十八日下午六点左右被迫投降。大约八十名士兵和一名军官被他们的俘虏者 ——阿道夫 ·希特勒亲卫旗队（SS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 Regiment）——一路推挤，赶进村庄外的一个小型开放式谷仓。
当他们被塞进谷仓，林恩艾伦上尉发出抗议，表示里头的空间不够伤员使用。一名亲卫队队员立刻用带着浓浓美国腔的流利英语回嘴：“黄色英国人，你们将要去的地方会有很大的空间。”
他一说完就朝谷仓丢掷了一颗手榴弹，然后大开杀戒。这些亲卫队队员连续十五分钟以手榴弹、来复枪、英军的步枪和手枪猛烈攻击，同时把两批战俘带到谷仓外，由临时组成的行刑队执行枪决。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大约十五名英兵在成堆的尸体中存活下来。
往南八英里，盟军仍在卡塞勒持续顽抗。正如布里奇曼上校预见的，这座位于丘陵上的小镇成了西面防线的“直布罗陀”。两天以来，克莱斯特将军的坦克、火炮和迫击炮重击这座城镇，并被一波波的斯图卡进行轰炸，然而它依然屹立不倒。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因为主要的守军、格洛斯特卫队第五营，几乎毫无军备。奉命设立路障的范恩中尉只找到一辆农用拖挂车、一具犁头、一辆马车和一架水车，当坦克冲进邻近的花园，他试图用一把博斯步枪阻挡，然后望着子弹从装甲车的铁板上弹开。
城镇被团团包围。然而五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格洛斯特卫队的军需官勃莱斯顿上校，竟然设法送来一些补给品。守军坐下来，享用一顿由牛肉罐头配陈年葡萄酒的奇怪晚餐。
在包围圈的最南端，毕洛将军的第一军团仍然坚守里尔。和大多数法军不同，这支部队抱着热烈的信念奋战不懈，强力阻挡德军的六个师——这表示少了六个师来阻挠英国远征军北上。
如今，绝大多数部队都在撤退的路上了，是时候放弃最南端的据点，将守军撤回海岸进行后防。
二十八日上午，负责四十八师总部通信的哈尼特中士，受命将讯息传给镇守阿兹布鲁克（几个南方据点之一）的部队。守军必须撤离阵线，当天晚上立即动身前往敦刻尔克。哈尼特手下已有两名通信兵在前往阿兹布鲁克的途中丧命，所以这一次，他决定亲自出马。
主要道路被难民和退役部队挤得寸步难行，不过他以前曾经担任摩托车试驾员，越野骑车对他而言易如反掌。他蹦蹦跳跳地越过田野和乡间小路，成功抵达阿兹布鲁克，在第一四三旅部传递了讯息。协助旅部参谋厘清北上的撤退路线后，他骑上摩托车回返。
这一次，他迎头撞上刚刚进入这块地区的德军纵队。他没有地方转弯，决定硬着头皮直接冲过去。他把头伏在手把下，油门踩到底，往前蹿出去。德军受到惊吓四散开来，不过在他呼啸而过时，德军开始朝他开火。
他几乎就要闯过去了。然后突然脑子一片空白，等到恢复意识，他已经断手断脚躺在草地上。一名敌军军官站在他的上方，士兵把白兰地举到他的嘴边。“英国大兵， ”军官用英语做出评论，“你的战争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