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匆匆忙忙到了市委，来到了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王伯年的办公室。

从内心来说，我很不想见王书记。王书记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的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育良，表面客客气气，冠冕堂皇的，内里阴阴的，心里深深的。

说的话也不知道哪一句是真？哪一句话是假？不仅听起来累，而且让人心里很不踏实，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出于担负的工作，出于工作责任的考虑，我不能不硬着头皮见王书记。

王书记让人倒了茶，彼此寒暄了一下后，我说：“对不起啊，王书记，我的工作没做好，我是特地上来，当面跟您作检讨的。”

我小心谨慎地说，有些诚惶诚恐地望着王书记。自己负责的地方，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不主动上来作检讨，肯定是不对的。

主动上门作检讨，也是让工作由被动到主动的一种工作方式。

“听人说，你工作干得不错啊，你检讨什么啊？”王书记问。

“王书记知不知道，我们县两个有名的矿老板啊？”

“哪两个啊？”

“焦作斌、黎西煌啊，他们以前是在我们县采矿的。”

“知道啊，那么有名的人物，谁不知道呢？”王书记说。

我说：“有人反映，焦作斌、黎西煌犯了重婚罪，我们县纪委牵头的调查组查证属实后，县公安局依法采取了行动，抓捕了焦作斌、黎西煌。县里打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法办他们，可他们却从我们县看守严密的看守所脱逃了。”

“就这个事啊，我早就知道了。打个电话说一下就行了，你那么忙，干嘛跑这么远的路，上来说啊。”王书记说。

我说：“作为县委书记，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来向书记当面检讨。打电话作检讨，心不诚啊。再说，我好长时间没见到王书记了，也想见见王书记，当面听取您的教诲啊。”

“你别那么客气，记住啊。以后有事，电话说一下就行了，别大老远的跑过来了。”王书记说。

我说：“我们一定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具体说，就是在市政法委、市公安局的领导下，从严治警，把从严治警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紧抓不放，努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政治合格的、作风过硬的、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公安队伍。”

“别这么急着表态，我问你，看守所看守那么严密，焦作斌、黎西煌怎么会脱逃呢？”王书记问。

我说：“焦作斌、黎西煌脱逃的当天夜晚，我们就成立了县纪委和县公安局联合组成的调查组，连夜进行了详细调查，查清了五名直接责任人，就是四名值班干警和一名当班的副所长。”

我说：“今天上午，我们开了县委常委会，决定‘双开’了这五名直接责任人，并将这五名直接责任人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同时，撤销了看守所所长和教导员的职务，降为一般干警使用。撤销了分管局长的职务，降为看守所所长。由公安局另外派一名同志担任教导员。”

我说：“然后，在县公安局里的统一领导下，对看守所进行整顿。我们决不能允许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你处理的很重啊，可以说是铁面无情啊。”王书记说。

“没办法啊，不这样处理不行啊，王书记。看守所稀乱到这种程度，我想都不敢想，做梦都想不到，内心很愧疚很自责啊。”我说。

“县委常委会上，我们还对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程大、常务副县长钱一兵、公安局局长文胜天提出了批评，我跟县长马志也做了自我批评。”我说。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呢？”王书记似乎有些责怪地问。

我说：“王书记啊，我们上午刚开完常委会，我就马上、第一个跑过来，向您汇报来了，翁书记、卢市长等领导那里，我都还没有去呢，这已经是最早、最快的速度了啊。”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王书记说。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我说的意思是，你如果在开常委会前来汇报就好了。”

其实，王书记问得没错，我是应该来提前汇报沟通一下的，可我担心王书记与我的思路不合，不敢提前来汇报。

万一王书记要轻处理或者不处理那些直接责任人，或者为那些直接责任人开脱，我怎么办呢？是办还是不办呢？办吧，违反原则，违反起码的正义，违反我做人的良心。

不办吧，又得罪了上级，影响我个人的政治前途倒无所谓，关键是担心影响了月光县的工作。我不想让我贫穷的月光县，经受说不清道不明的“掣肘”和“折腾”。

我到月光县来，总是想尽最大的努力，让支持月光县的声音尽量强大一些，让反对的声音尽量弱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