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结论还没有出来，我初步的设想是，从值班干警开始，到值班所长，到所长、教导员，再到分管的局长，都要处理。这次处理，可能要比上次城关镇派出所的处理要重一些。”我说。

“就是要重处理，严处理，让公安局的全体成员和全县干部职工多长一点记性，多吸收一点教训，以绝后患。”我说。

“我赞成书记的想法，就是要严处理，重处理。”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边西林说。

“就聊到这里吧，我还要等着初步的调查结论呢。”我说。

我让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庭打电话问一下刘书记，县纪委和公安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得怎么样了，王主任打完电话后说，调查得差不多了，他们马上过来。

刚看了几份材料，王主任就陪着县纪委书记刘勇刚和公安局局长文胜天进来了。

王主任正要离开，我说：“别走了，留下来一起听听，一起出出主意吧。”

我说：“刘书记，文局长，你们辛苦了，说说初步的调查情况吧。”

文局长说：“直接责任人有五个，四个值班干警和一个当班的副所长。”

“说详细一点。”我说。

文局长说：“关押矿老板的第一道关卡，就是矿老板的房间铁门没锁。我们问了两个值班的干警，为什么不锁门？两个值班的干警说，忘记了。”

“文局长，你相信这个理由吗？”我问。

“当然不相信。”文局长说。

“刘书记，你相信吗？”我问。

“哄鬼鬼都不信。”刘书记说。

“王主任呢？”

“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有意为之啊？”王主任说。

“那第二道关卡呢？”我问。

“第二道关卡，就是那栋楼的铁门也没锁。”文局长说。

“还是这两个值班干警干的吗？他们是不是也说忘记了？”我问。

“是啊。”文局长说。

“你们问过有没有人指使他们，是不是故意不锁门的啊？”我问。

“问了，他们不说。就一口咬定说，工作有些粗心，忘记锁门了。”文局长说。

“他们还说，平时也有忘记锁门的时候，都没有出事，偏偏这次出事了，点子低，火气差。”文局长说。

“让他们狡辩去吧，那第三道关卡呢？”我问。

“第三道关卡，就是那一片区域的关卡，属于另外两个值班干警负责。他们说，正要锁门的时候，电话来了，就只顾着接手机，接完手机后，忘记了锁门。”文局长说。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工作职责吗？这样的原因也敢扯啊？”我说。

“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文局长说。

“那第四道关卡呢？”我问。

“第四道关卡是最后一道关卡，两个矿老板在当时值班的副所长那里换了衣服。出第四道关卡时，值班干警坚决不开门，是值班副所长说是他的朋友，要值班干警开门，值班干警才开门的。”文局长说。

“这么说，值班副所长的责任最大，是典型的监守自盗，明知故犯，知法犯法？”

“是。”文局长说。

“问了值班副所长吗？一个副所长怎么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干呢？是谁让他这么干的？”

“问了，值班副所长说，他跟两个矿老板平时交情不错，矿老板为人仗义，平时很关照他，他拉不下情面，不得不放他们走。”

“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吗？难道矿老板有先见之明，知道迟早有一天，要进看守所，先打个埋伏？培养一个‘卧底’？”

“那倒未必，我问过看守所的正副所长、教导员和其他的人，值班所长平时根本没接触过矿老板，跟矿老板并没有什么交集。”文局长说。

“看守所所长甚至对我说，矿老板连他这个正所长都看不上眼，怎么会跟他一个副所长有交情呢？”文局长说。

“这么说，是值班副所长扯了谎，他的背后，是明显有人指使？”我问。

“这是明摆着的事啊。”文局长说。

“这五名责任人现在在哪里？”我问。

“在看守所里，被我们从局里派下去的人严加看管着，等待我们进一步处理。”文局长说。

“那两个矿老板跑出去的情况呢？”我问。

“我们和市局正在追捕中，目前还没有什么消息。”文局长说。

“他们能跑到哪里去呢？”我问他们，也问我自己。

“矿老板脱逃，肯定是有人周密安排，周密布置的。短时间没有消息很正常，但时间一长，我们肯定会找到蜘蛛马迹，肯定会找到他们，肯定会把他们抓捕归案。”文局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