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认为，我不在乎别人的过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自己也有过去。我全都知道，但悔恨莫及。

爸爸死后不久，索拉雅和我搬进弗里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离将军和雅米拉阿姨的寓所只有几条街。索拉雅的双亲给我们买了棕色的沙发，还有一套日本产的三笠瓷器【Mikasa，日本出产的高档瓷器品牌】，作为乔迁之礼。将军还额外送我一份礼物，崭新的IBM打字机。他用法尔西语写了一张字条，塞在箱子里面：

亲爱的阿米尔：

我希望你从这键盘上发现很多故事。

伊克伯·塔赫里将军

我卖掉爸爸的大众巴士，时至今日，我再也没回到跳蚤市场去。每逢周五，我会开车到墓地去，有时，我发现墓碑上摆着一束新鲜的小苍兰，就知道索拉雅刚刚来过。

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变得波澜不兴，像例行公事。我们共用牙刷和袜子，交换着看晨报。她睡在床的右边，我喜欢睡在左边。她喜欢松软的枕头，我喜欢硬的。她喜欢像吃点心那样干吃早餐麦片，然后用牛奶送下。

那年夏天，我接到圣荷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主修英文。我在桑尼维尔找到一份保安工作，轮班看守太阳谷某家家具仓库。工作极其无聊，但也带来相当的好处：下午六点之后，人们统统离开，仓库的沙发堆至天花板，一排排盖着塑料覆膜，阴影爬上它们之间的通道，我掏出书本学习。正是在家具仓库那间弥漫着松香除臭剂的办公室，我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说。

第二年，索拉雅也跟着进了圣荷塞州立大学，主修教育，这令她父亲大为光火。

“我搞不懂你干吗要这样浪费自己的天分，”某天用过晚饭后，将军说，“你知道吗，亲爱的阿米尔，她念高中的时候所有课程都得优秀？”他转向她，“像你这样的聪明女孩，应该去当律师，当政治科学家。并且，奉安拉之名，阿富汗重获自由之后，你可以帮忙起草新的宪法。像你这样聪明的年轻阿富汗人大有用武之地。他们甚至会让你当大臣，旌表你的家族。”

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缩，绷紧了脸。“我又不是女孩，爸爸。我是结了婚的妇女。还有，他们也需要教师。”

“谁都可以当教师。”

“还有米饭吗，妈妈？”索拉雅说。

在将军找借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后，雅米拉阿姨试着安慰索拉雅。“他没有恶意，”她说，“他只是希望你出人头地。”

“那么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说他有个当律师的女儿。又是一个军功章。”索拉雅说。

“胡说八道！”

“出人头地，”索拉雅不屑地说，“至少我不喜欢他，当人们跟俄国佬干仗，他只是坐在那儿，干等尘埃落地，他就可以趁机而入，去要回他那个一点也不高贵的官职。教书也许清贫，但那是我想做的！那是我所喜爱的，顺便说一下，它比领救济金好得太多了。”

雅米拉阿姨欲说还休：“要是他听到你这么说，以后再也不会跟你搭腔了。”

“别担心，”索拉雅不耐烦地说，将纸巾丢在盘子里，“我不会伤害他那宝贝的尊严。”

1988年夏季，俄国人从阿富汗撤军之前约莫半年，我完成第一部小说，讲述父与子的故事，背景设在喀布尔，大部分是用将军送的打字机写出来的。我给十几家出版机构寄去征询信。8月某天，我打开信箱，看到有个纽约的出版机构来函索取完整的书稿，我高兴得呆住了。次日我把书稿寄出。索拉雅亲了那包扎妥当的书稿，雅米拉阿姨坚持让我们将它从《可兰经》下穿过。她说要是我书稿被接受，她就会替我感谢真主，宰一头羊，把肉分给穷人。

“拜托，别宰羊，亲爱的阿姨。”我说，亲了亲她的脸颊。“只要把钱分给有需要的人就好了，别杀羊。”

隔了六个星期，有个叫马丁·格林瓦特的家伙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许诺当我的出版代表。我只告诉了索拉雅：“仅仅有了代理机构，并不意味着我的书能够出版。如果马丁把小说卖掉，我们到时再庆祝不迟。”

一个月后，马丁来电话，说我就要成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小说家。我告诉索拉雅，她尖叫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丰盛的晚饭，请来索拉雅的父母，以示庆祝。雅米拉阿姨做了瓤饭团——米饭包着肉丸——和杏仁布丁。将军眼里泛着泪花，说他为我感到骄傲。塔赫里将军和他妻子离开之后，我拿出一瓶回家路上买的昂贵干红葡萄酒，索拉雅和我举杯相庆。将军不赞同女人喝酒，他在的时候索拉雅滴酒不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