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文治也知道自己无意中有些冒犯了平哥，连忙走到对方面前，摆出一副老老实实的姿态。平哥脸色便好看了许多，他指着杭文治手里一个蓝色的小本问道：“这是什么？”

“张队儿子的作业本。”杭文治赔着笑回答说，“这不今天下午给孩子把试卷讲明白了，张队又给派了新任务，让我帮孩子检查检查作业。”

平哥伸手把那作业本拿了过来，装模作样地翻了两下，却看不出什么头绪。于是他又退回封皮，对着姓名一栏念道：“张天扬——我操，这父子俩名字倒是一个比一个霸气。”

杜明强也把脑袋歪过来瞥了一眼，只见那封皮上果然写着：“芬河小学五（2）班，张天扬，2号楼203房”。

“嗬，怎么把家庭门牌号还写在作业本上？好让老师对着号家访吗？”杜明强嘴里塞着饭，含糊不清地嘟囔着。

“这不是家庭住址，是学校住宿的房间号。”杭文治解释说，“芬河小学是全市最好的贵族学校，从三年级开始就实行寄宿制。学生平时都住在学校里，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哦。”杜明强又把那几行字认真地看了一遍，像是要牢牢记住似的。

平哥对这些细节不以为意，他一甩手把作业本还给杭文治：“得了，好好准备准备吧。”

杭文治“哎”了一声，捧着作业本坐到自己的床铺上翻阅起来，他那副专注的样子倒真似个称职的园丁呢。

第二天是周日，大早上的杭文治就被管教提走，不用说，自然是给张海峰的儿子辅导功课去了。其他犯人则获得到操场上活动放风的机会。因为黑子和小顺都在关禁闭，424监舍的氛围便冷清许多，再加上杭文治又不在身边，杜明强便独自找个角落，晒晒太阳听听音乐，乐得无人打扰，清静自在。

杭文治将及中午的时候回到监舍，和大家一起吃了午饭。下午监区组织犯人进行思想学习，内容枯燥，无须多表。

休息日很快过去，到了周一早上，新一周的劳动改造又拉开了序幕。犯人们在食堂吃了早饭，排着队来到车间门口，准备领取劳动所需的工具。

负责分发工具的依旧是四监区的“大馒头”。他手持一份犯人名册，按顺序每点到一个犯人时，后者便自行拿取一套工具，仍旧是剪刀、卷笔刀、胶水、橡皮、木尺、铅笔。

在这套工具中，唯一可能制造出事端的便是尖锐的铅笔。基于这个原因，监区对于铅笔的管理极其严格，把铅笔带出车间的行为当然是绝对禁止的，而且每支铅笔在领取时都要记录长度，以防有人将铅笔折断后携带半支出厂。

记录长度的办法倒也简单。犯人从一个大纸盒子里拿了铅笔之后先交给“大馒头”，后者会把这支铅笔的尾部顶着名册上该犯人的名字延伸出去，然后铅笔头顺势往下一压，在名册上点出一个记号来。这样等犯人交还铅笔时，还要比对是不是比这个记号短了许多，只有误差在两厘米之内的才算合格。

这套程序已执行多年，“大馒头”操作起来也是驾轻就熟。所以犯人虽多，但队伍向前推进的速度却不慢。三五分钟之后，424监舍的几名成员已经按顺序排到了队伍的最前列。

按照入监的时间顺序，平哥排在监舍头一个，此后依次是阿山、杜明强和杭文治。前面三人都顺利地领到了自己的工具，到杭文治这里却出现了一些波折。

其他犯人领铅笔的时候多少都会在大盒子里选一选，找支相对来说比较长、比较新的，这样使用起来会顺手一些。但“大馒头”看见杭文治排过来便拦着对方不让挑，然后他自己在盒子里细细扒拉了一番，将其中一支最为旧烂的铅笔挑出来交给对方。

杭文治拿着那支破铅笔犹豫了一会儿，对“大馒头”说道：“这铅笔不太好用了，给我换一支吧。”

“大馒头”撇着嘴冷笑一声：“换什么换，这本来就是你自己咬的！”

已经领好工具的杜明强正准备往自己的工位上走，听到后面起了纷争，便停步回身看去。只略略一扫他便明白了事件缘由：杭文治手中的那支铅笔正是上周末加班时所用的。而杭文治一直都有咬铅笔屁股的习惯，那天因为钻研奥数题，思路纠结起来，咬得便格外凶狠。现在整个铅笔屁股上布满了牙印，甚至连笔身上也出现了裂纹。

其实对于咬铅笔这件事，“大馒头”以前就训斥过杭文治。当时还是杜明强给后者解的围。从此之后，杭文治每次都使用被自己咬过的铅笔，虽然坏习惯令人反感，但也并不影响他人。不知道他今天为何却要提出换一支铅笔？

却见杭文治把铅笔往“大馒头”眼前送了送，解释说：“这支笔的木纹已经裂了，再用的话吃不上力了，笔芯特别容易断。”

“大馒头”爱搭不理地瞥了一眼，铅笔上确实已有长长的裂纹，但他并不会因此迁就对方，反而讥讽地说道：“裂了也换不了！就你这张狗嘴，换一百支新笔也得全都咬烂！”

杭文治不乐意了，皱着眉道：“你不换就不换吧，干什么要骂人？”

“嘿，我骂你什么了？！你不是狗嘴？不是狗嘴你磨什么牙啊？”“大馒头”一拍桌子站起身，气势汹汹。在他看来，杭文治只是个新收监的软柿子，凭什么和自己叫板？

“吵什么呢？”伴随着外围的一声呵斥，管教老黄从厂房门口走过来。他板着脸，晦气十足，可能是上周铅笔失踪事件留下的阴影尚未消除吧。

“报告管教。”“大馒头”抢先告状道，“这个犯人自己把铅笔咬坏了，现在要换新的。我不给换，他就跟我耍脾气。”

老黄踱到近前瞅了瞅，也觉得有些不像话：“怎么给咬成这样了？”

“他故意的。他这是破坏劳动工具，抗拒改造！”“大馒头”趁势便给杭文治扣上了一顶大帽子。

“不，我没有！”杭文治连忙辩解说，“我只是以前养成习惯了。”

“以前的习惯能带到监狱里来吗？这是什么地方，来这里就是要改坏习惯的，你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大馒头”是经济犯，入狱前当过领导，说起话来果然是一套一套的。

老黄被“大馒头”绕进去了，跟着附和说：“嗯，是坏习惯的话就得改，都像你这样，有多少铅笔够你们咬的？”

“我会改的。”杭文治识趣地表态，“只是这支铅笔真的没法用了，给我换一支，我保证再也不咬了。”

“你说换就换，咱们四监区还要不要规矩了？”“大馒头”不依不饶地打着官腔。

杭文治情急生智，也模仿对方的口吻说道：“你不让我换，这铅笔没法用，咱们四监区生产还要不要效率？”

“大馒头”没料到杭文治来了这么一句，一时间想不出该怎么回复，竟哽住了。这时在旁边的另一个便趁势开口，这人正是杜明强。他已经旁观了很久，说出的话自然是帮着杭文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