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唐朝政治上的斗争，或最高权力的争夺主要在皇室内部，一场又一场流血的、不流血的政变令人触目惊心。唐玄宗年轻时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了一系列的宫廷政变，这对他的心理影响非常深刻。

因此可以这样推测，唐玄宗即位以后，所感到的对皇权的威胁仍是朝廷高层和皇室内部。唐玄宗和他的宰相们如姚崇等人认真总结了“再三祸变”的起因，极力避免重蹈覆辙，以安定皇位。

采取的重要措施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不用功臣；二是诸王外任和伺察；三是整顿禁军。

应该注意到，在历次政变中，常常是那些有功之臣权势过大，拥立某一位亲王阴谋夺权，禁卫军常常成为他们发动政变的工具。那些功臣有特殊的地位，有号召力，能够影响甚至动摇皇帝的地位。

唐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把拥立自己为帝的功臣们都一个个罢免，或调到外地任职，或解除实权，虚职架空，如郭元振、张说、刘幽求、钟绍京、王琚、崔日用、魏知古等人，都在唐玄宗夺权的斗争中立过大功，先是受到重用，任为高官，但不久都或被罢职，或被外任，或被流放。

唐玄宗在位时任用的宰相，如果考察一下他们的出身，大致有两类，一是边帅，出将入相，这种情况后来被李林甫杜绝；二是门第不高，也没有太多的政治资本，如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等，他们不可能在朝廷形成大的势力，搞点儿小团体可以，搞成凌越于皇权的朋党势力都不行。

所以，尽管后来李林甫、杨国忠等人专权自恣，还是都要讨好玄宗，都要看唐玄宗的眼色行事。

李氏诸王也常常是祸乱的根源，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在政变中被人拥立为帝，成为对皇权的直接威胁。唐玄宗即位不久，根据姚崇的建议，命诸王外任刺史。如开元二年六月，以宋王李成器兼歧州刺史，申王李成义兼幽州刺史，豳王李守礼兼虢州刺史等。

唐玄宗把亲王们的日常生活和行动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这种约法三章，是非常不人道的，在这样的制度下，身为皇室的人皆形同禁囚。至于玄宗有时亲赴诸王住处，赐金分帛，都不过是掩盖其提防猜忌心理的面纱而已。从唐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夺位以来，唐朝一系列的宫廷政变常与北门禁军有关系。

唐玄宗非常注意对北门禁军的掌控。他先是重用心腹王毛仲掌管禁军，当王毛仲权势力过高时，又及时撤消了他的兵权，把他流放。接着任命“淳朴自俭”的陈玄礼为禁军将领。陈玄礼对唐玄宗忠诚不二，一直到安史之乱发生，禁卫军没有发生过类似过去参与宫廷政变的行动。

在防范政变方面，唐玄宗用心极细。他注意到在历次政变中，常有僧道，即和尚、道士参与其中。这些人与朝官相勾结，而且利用宗教迷信，妄说天象吉凶，为一些人谋反篡位制造舆论，还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出入达官贵人之家，传递情报和消息。

所以，他即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禁止百官与僧道交往。诏书中指斥那些僧人、道士“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事涉左道，深斁（败坏）大猷（道术）”因此，“百官家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听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说的是谁家有婚丧之事，需要请和尚道士设斋念佛，必须向州县打报告，指定人数。违犯者，御史台和金吾卫可以随时抓人。

在防范政变、巩固皇权的各种措施都取得良好效果以后，唐玄宗的心里便产生了强烈的安全感。从唐朝建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统兵的将军发动叛乱的严重事件，没有前车之鉴，不太容易产生后顾之忧。

不仅本朝，再回溯一下唐以前的历史，由边将发动叛乱成功的例子也极少，改朝换代要么是农民战争，要么是大丞相篡位，要么是北方那些游牧民族一窝蜂地涌进中原，而由一位边将举兵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这可能是他对安禄山放松警惕的原因之一。不光是他，宰相李林甫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敢放手让那些蕃将常任久戍，拥强兵保卫帝国的边境。

这才是唐玄宗一直无条件信任安禄山的内在原因，没有发生的事情，并不代表永远不会发生，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才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已经为时已晚。

晚年唐玄宗好大喜功，内心极度膨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偏偏唐玄宗选择性的失明，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