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之后的2012年，东方某大国的“《纽约时报》”就发表评论称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如此貌似为公共、公众呐喊，实则煽动、鼓惑，惟恐天下不乱。”

而到了2017年谁还敢在网上自称公知，那简直就是在讨骂。

在1920年，The Public Intellectual这个称呼还没有出现。当然，类似的概念还是有的。

注意啦注意啦注意啦，和一般的认知的恰恰相反。新古典自由主义是排斥公共知识分子的。

米塞斯就不大喜欢那些“把复杂的理论简单化灌输给公众”的家伙，因为这样“我们无法通过理性讨论来驱逐数十年来主宰大众头脑的政治思想”。

他的弟子哈耶克更甚。在他的语境里，其实“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差不多。在《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一文中，他把知识分子称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他这样写道：“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

而对“公共知识分子”批判最厉害的是法律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还担任过联邦巡回法官的理查德?A?波斯纳（1939年-）。没错，法律经济学也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兴起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算在“芝加哥学派”里面。（笔者注：以后在和经济学家们论战的时候会写到的，等不及的病友可以先去百度。）

波斯纳法官写了一本《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已经变成任由学术专家支配了，这些专家不时冒险翻过专业领域的墙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战场——一个尚未学术化的战场挥剑搏击”。而通常这种越过是失败的：“他们常常非常真诚、自信地说出一些蠢话，做出种种一再落空的预言。”。

各个时期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大师们的观点几乎一致，公知就是把政治思想理论庸俗化的罪魁祸首。

无知大众为了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无知需要“高深的学术知识”装点一下门面，而媒体为了迎合这种需求，于是公知就诞生了。

而我们的袁大师这位新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就是要用“高深的学术知识”帮助无知大众装点一下门面让他们显得不是那么无知。顺便当当全世界最知名的公知！

那么他这位公共知识分子知当然要跟公共媒体搞一下公共关系咯。

“袁先生，今天实在是太感谢了。你的那个Mahjong也确实非常因吹斯听。我还赢了你不少钱，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呢。”

“桑德斯先生，千万别这么说。Mahjong这种游戏除了运气之外就看一个人“HUI GEN”。你赢了那么多，只能说明你很有‘HUI GEN’啊”

袁燕倏知道这位很有‘HUI GEN’的桑德斯先生乃是《纽约时报》的著名时事记者，也是记者招待会当中的重量级人物。要不是普利策小姐的面子大，还真请不来呢。所以这一场Mahjong特意输给他整整五百美金。

“袁先生，我祝愿你的记者招待会成功，而且我个人认为一定会很成功。”

“桑德斯先生，那就借你吉言了。那么周六……”

“袁先生，你放心。到时候我会像你今天这么客气的一样客气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