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了半日，司马衷和司马遹一起吃了顿饭就回去了，下午召来了众臣，在太极宫议事。

科举制是历史上一大创举，但若是发展成后世明清的八股取士，便会成为阻碍选拔真正人才的枷锁，所以司马衷想了个办法，采取分科取士的办法，招收专业性人才。比如需要财政部官吏就考算术和细心程度，卫生部就考医术和对药物的认识，公安部就考刑侦推理和捕盗技巧等等。

众臣听皇帝在上面讲科举，一个个眼睛越来越亮，能延续到后世的制度当然不一般，其所带来的益处正是现在缺乏官吏所需要的。一个个公卿大臣心里都暗想，回去定要催促家里那不成器的小子勤奋读书，当不了尚书侍郎，做个郎中员外什么的也好啊，再整天在家斗狗遛鸟，看老子不打断他的腿！

魏晋确实是个性张扬的时代，这和当时的制度有关系，门阀、士大夫占绝对优势地位，不用考试，也不用谋生，除了曹操谁主政都要和他们合作。而曹操自己就是个挑战社会制度的人，更是带动了风气，建安文学对大晋风骨的影响非常大。

政治的纷乱让很多士大夫不谈政治，提倡玄学，喜欢清谈。这里有真名士，也有附庸风雅的，大部分装逼的。说白了，就是一帮子不缺钱的公子哥，有文化没事就在一起嗑药，泡妞，放荡不羁，没个正形。但是非常有选择，正经起来也是有板有眼的，你要是一天到晚正经就被全体鄙视，哥们你是穷呀，还是官迷啊？忒俗，而且也不安全。

但是有了科举就不一样啦，这群人虽然懒散却都好面子，不来考试，你是长得太丑不敢出门啊？还是你根本就是个草包，所谓书香门第的学识都是吹的？

上品贵族看不起下品子弟的学识，因为他们家族传承数百年，书籍众多底子雄厚，考科举对他们来说也不算问题，下品大族则因为有了上位的机会而充满了动力，他们都忽略了寒门，因为普通百姓识字者都没几个，拿什么和他们比呢？何况他们也不允许那些身份低微的人来和他们竞争。

这也是司马衷还没有发展全国教育就先开科举的原因，因为官位本来就被这些门阀世家垄断，发展教育之后寒门就会有机会上位，他们当然不会让这些地位低下的百姓分享他们的利益，肯定会想方设法阻止科举制，现在他们视科举为攀比和升官的平台，待以后成为惯例，就算司马衷发展教育，他们也没什么办法。

在教育事业没发展起来之前，这些门阀世家依然是人才的主要来源，司马衷的主要目的还是提高他们做实事的积极性，你可以说科举制度不好，就像后世说高考是一大害一样，但是别人能考好你为什么不能？贵族不缺钱，争的就是个脸面。

这是事关国体的大会议，连续商讨了二十多天，司马衷和这些公卿大臣个个顶个黑眼圈，总算是把科举所要考试的大纲定了下来，其实也就是范围在哪些书籍，到时候考试出题就在这些书里，一些科目还要动手实践，纸上谈兵的不要。

财政部招生主考《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礼部外交方面招生主考《战国策》《鬼谷子》，礼法方面主考《周髀算经》《礼经》，建设部招生主考《墨子》《海岛算经》《四民月令》，民政部主考《周髀算经》《汜胜之书》《四民月令》，司法部主修《泰始律》，卫生部主修《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分内、外、传染、处方四科考《难经》《针灸甲乙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

魏晋时期思想开放，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著作丰富，个性鲜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感情。

文学审美趋向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相互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当然不会像明清时期那样局限于教条式的儒学，东汉末年到大晋统一之间百年战乱，各地军阀割据政权林立，再宣扬儒家的忠君思想，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嘛！

所以各地统治者刻意忽略了这一点，以至于其他各类学说兴起，像纵横家，墨家等学派都再度兴起，墨家在巨子鲁胜的带领下也焕发了第二春。所以科举考试除了儒家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理工类学说，大臣们也都没有反对意见。

司马衷也想让寒门子弟参加科举，但是遭到了公卿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像卫瓘这样的文学爱好者和嵇绍这样品格高尚的人虽然没有意见，但是其他官员可不跟他们一样为国考虑，因为他们现在代表的是门阀世家这个整体，涉及到他们的利益，就是皇帝下诏令他们也会想方设法阻拦，理由多是祖制规定九品中正，寒门地位低贱不得为官，司马衷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