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恶的是，一条鞭法推行开来之后，百姓上交税银的火耗问题，随即“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地泛滥开来。

地方官吏开始打着征收火耗的名义不断加收多收，很多地方农民上交的火耗银，都要超过田赋丁税合计的税银本身了。

久而久之，原本作为粮食主产地的江南地区，种地的农民们也都开始改种桑、麻、棉、茶、药等经济作物，因为这个东西，比单纯种植粮食值钱。

因此，一条鞭法通行几十年之后，不仅大明朝的银荒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同时还又出现了愈演愈烈也更加危险的粮荒问题。

所以说到底，明末的粮荒问题，固然有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官绅阶层却又不纳税的问题，但是与一条鞭法通行之下，农民们种植粮食的愿望下降，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明末的银荒是相对的话，那么明末的粮荒就是绝对的了。

银荒的问题，还可以通过铸造含银八成甚至七成的崇祯银元，来逐渐缓解。

但是粮荒的问题，若是不能从税制这个根本上来解决，那么就会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光是依靠从南洋购买粮食或者推广高产作物，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所以，要解决明末粮荒的问题，不仅需要让军队打下更多的土地，分给大明朝没有土地的流民耕种，需要进一步推广高产的农作物，让粮食的产量有所提高，而且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从税制的根子上想办法。

而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把这个道理讲给了直隶总督南居益之后，很快就取得了南居益的支持。

事实上，对于北方这些地主阶层出身的传统士大夫们来说，朝廷将田赋改为征收银子，对他们本身来说也是不利的。

毕竟只要拥有土地，粮食只要种了就能有，要多少有多少，可是银子就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了。

因为银子更多地掌握在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手中。

在依靠耕读传家的传统士大夫眼里，原来的四民之末，商人阶层，正是一条鞭法最大的受益者。

这也是当初张居正在全天下奋力推行一条鞭法，却遭到普遍反对的原因之一。

崇祯皇帝让南居益在北直隶推行的税收改制，很简单，就是打着体恤生民辛苦的名义免除丁税，只收田赋，而且百姓的田赋，也是一切都拿粮食来说话。

不管是整个北直隶陆续安置屯垦的百万流民也好，还是卫所改制之后重新获得土地的军户也好，又或者是勋贵豪门、官绅世家也好，从崇祯二年夏秋两税征收的时候起，北直隶各个府县一律免除丁银，田赋也由原来的纳银改为纳粮。

具体到每一亩地，到底是征收五斗还是征收一石，当然用不着崇祯皇帝自己来头疼，这个问题自然是交给南居益及其直隶总督府根据如今北直隶的亩产去计算征收的标准了。

但是崇祯皇帝却给他明确了一个大的原则，那就是但凡种植番薯、土豆、玉米这些新型农作物的，一律十税一，而但凡是种植稻米、小麦、高粱和小米这些传统的农作物，则一概都是十税二。

这就等于是变相地鼓励北直隶各府县的老百姓们去种植更加高产的粗粮了。

大明朝对于宗室庄田，对于公侯伯勋贵世家以及各级官员士绅们，都有减免田赋税银的优惠额度，崇祯皇帝让南居益在北直隶的试验，当然没有触碰这个东西。

不过京畿之地的宗室庄田，如今已经不存在了，而去岁在京师大杀一批勋贵世家之后，京师勋贵们的庄田数量不仅大为减少，而且大多数都开始转向工商业了，不管是交税银还是交粮食，在如今的京营和近卫军的虎视眈眈之下，也没有谁敢于站出来反对。

也因此，六月以来，北直隶各州府的夏税征收非常顺利，分到了土地的老百姓们，手里虽然仍然没有什么银子，但是收获的粮食可是不少。

如今北直隶各级府库仓储直接征收粮食，而不是收银子，老百姓们再也不需要在夏秋两季粮食收获的季节，低价卖粮换银子完税了。

尤其不需要再额外缴纳之前异常坑爹的所谓火耗了，所以纳粮的积极性前所未有的高涨。

丁税免除了，田赋也不收银子了，直隶总督府今年收上来的田赋折算之后，整个夏税的收入当然是减少了，但是当崇祯皇帝拿到直隶总督府的奏报之后，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银子当然是越多越好，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也还很缺银子，不过他再怎么缺银子，也不差这十来万银元的缺口。

最最重要的是，装满了京畿之地各州府县粮仓的大量粮食，却不是多收个十几万的银元所能够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