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静乐大捷之后一个大贼头的死讯都没有传来，所以崇祯皇帝知道这个大捷虽然斩获乱民不少，战略意义重大，但是实际上的成果，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出彩。

孙传庭在稍后经过审讯拷问情报之后，在进一步呈给朝廷和皇帝的奏报之中，提到了闯营、回回营各个大小贼头的名头，除了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之外，还有李自成、张献忠、贺一龙、贺锦、蔺养成等等此时还不怎么出名的贼头。

孙传庭本人目前当然还不知道这些小贼头的厉害，但是现在的崇祯皇帝心中可是一清二楚啊！

这些人不仅没有死，也没有因为任何所谓的蝴蝶效应而消失，反而比历史上更早一步地冒了出来，提前登上了明末这个混乱的历史舞台。

所以，孙传庭的捷报传来之后，崇祯皇帝只是高兴了一会儿罢了，随后而来的则是更深的忧虑。

因为他知道，西北的流贼问题现在不过才是刚刚开始而已。

只要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贼头没有死，西北的流贼就不会那么快地平定下去。

不过即便如此，对于静乐大捷的有功之人，还是要重重封赏的，特别是在紧接着就传来石楼大败消息的背景之下，从快从重封赏有功之人，才能重新激发出前线将士的士气。

内阁次辅兼军机大臣孙承宗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皇帝从快从重奖励静乐大捷有功之臣的提议之下，军机处、兵部和五军都督府迅速行动了起来，到了五月初一日的朔日朝会结束之后，就以明旨发往山西军前去了。

孙传庭此前是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延绥，虽然是巡抚，权力很大，但是其本官左佥都御史的品级其实并不高，不过是正四品而已。

这一次崇祯皇帝将他从正四品的左佥都御史，提升为正三品的右副都御史，实际职务则是继续当他的延绥巡抚。

明朝的时候，巡抚这个职务最初不是常设的官职，所以从朱元璋那个时候就定下来的官制之中，根本没有巡抚这个职务的品级。

不过根据明朝中后期以后的任官传统，但凡担任巡抚职务的，最起码也得是右佥都御史以上，也就是正四品以上。

延绥镇虽然是九边军事重镇，但是毕竟地方不大，下辖的州府不多，只有陕北一隅之地，所以他这个巡抚，虽说是巡抚，却与浙江、福建、湖广、四川等等这些传统辖地面积比较大的巡抚来说，职务等级算是比较低的，是正四品。

当然了，明朝的官职制度比较复杂，也有不少例外的地方，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一次，崇祯皇帝不仅将孙传庭的本职由正四品的左佥都御史升为正三品的右副都御史，而且还给了他正三品官才有的“嘉议大夫”荣衔，以示表彰。

与此同时，贺时雨这个总兵官升无可升，也是只能在加衔增禄上下功夫了，以延绥镇总兵官加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荣衔，并授“昭勇将军”称号。

而杜文焕、刘弘烈、贺国贤、王廉也都各有升赏。

杜文焕由参将升任延绥镇副总兵，刘弘烈由游击直升副将，仍领延绥巡抚标营，贺国贤升任杜文焕原职，转任绥德州参将，而王廉则升任宁武关参将。

这些人各有升赏，但是目前都只能继续留在剿贼的前线，等待山西剿贼事了，才能前往实任。

当然了，崇祯皇帝也没有忘了张国兴麾下陕军的损失亟待弥补，因此，在封赏北线孙传庭所部官军的同时，根据李邦华和洪承畴随后的附奏，暂由原副总兵王承恩代领陕西总兵一职，同时将山西按察使张宗衡麾下山西乡兵及卫所兵三千五百多人，就地转为经制营兵，命名为镇西营，仍由张宗衡率领，归陕西巡抚洪承畴指挥。

山西按察使张宗衡本人则以收复晋西南州县失地之功，加授通议大夫荣衔。

随着崇祯皇帝对山西剿贼前线的封赏到来，李邦华、洪承畴、孙传庭三人各自调整部署，遣人刺探贼情，等待着进剿良机的到来，山西剿贼前线的战事，暂时也陷入了一种相持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