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嵩说:“原来是他！康成先生给我的书信里提到过他。也说了一些很新颖的观点，据说都是来自这小子。他是怎么说服朝廷，让朝廷同意张让投降的？”

卢植说:“细节我也不清楚。但是在促成此事的过程中，张让、赵忠等人出力甚多。”

朱儁不屑的说:“原来是个阿谀奉承，结交阉人的无节之士。子干兄向来不屑与宵小之辈为伍，怎么在官场混了几年也耐不住寂寞了？”

卢植并不着恼，微笑着说:“公伟兄还是这么刚正不阿啊！不过要说明阳是阿谀奉承之人，我看未必。至于与这小子为伍，倒有小半的原因是被他逼的。”

皇甫嵩惊讶的说:“这小子用了什么手段，竟能逼迫子干兄？”

卢植将赵光对付左丰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二位老友。

“这小子当真是胆大妄为！”皇甫嵩听完震惊的说。“子干兄，这小子毕竟是代表你前去迎接钦差，竟然做出这种事来，又有许多人亲眼目睹，只怕将来会对你不利啊。”

卢植说:“此事的确留有隐患。可是，如果没有至高无上的皇权，这件事于我而言大概也没有什么不利的隐患。相反，即便没有这件事，至高无上的皇权想对我不利的时候，甚至无需理由，便会对我不利。这大概才是最大的隐患吧。”

皇甫嵩和朱儁对望一眼，沉静的说:“子干兄，你这话有点儿大不敬啊！要是被不相干的人听了去，怕会引起轩然大波啊！”

卢植说:“义真兄，公伟兄，我们都是多年的老友，二位的人品我还能信不过？真正让我愿意和阴阳共伍的，是置皇权于法律之下的制度。二位仁兄试想，如果我们的皇帝陛下也受到法律的约束，怎么会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

皇甫嵩说:“子干兄，你的话过了。到此为止吧。”

卢植笑着说:“义真兄，看来你不复少年时的意气风发了。是啊！如今上有老下有小，肩负着整个家族的命运，怎么能不谨慎行事呢！这样做没什么错，我曾经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在我想明白了，真正能保护我们的，不是我们谨小慎微的行为，而是有效的法律制度。当法律赋予了我们表达自我的权利，我们何须太多顾虑？”

皇甫嵩说:“康成兄的书信里也提到过限制皇权，自由民主的观念。你们不愧是师兄弟，接受的观念也相同。可是这种观念直接对抗皇权，子干兄若是有意推行这种制度，只怕在朝廷眼里，是个比张角更危险的乱臣贼子。”

卢植说:“义真兄曾经驻守边关，让胡虏闻风丧胆。要是有一天，我大汉国力衰微，致使胡虏长驱直入，牧马中原，将我大汉子民当做牛羊驱使，甚至随意宰割。义真兄有何感想？”

“不可能。”皇甫嵩斩钉截铁的说。“胡虏岂是我大汉将士的对手！”

卢植说:“义真兄很自信啊！可是，如果大汉吏治愈发败坏，内乱不断，民不聊生，军队失去粮饷供应。义真兄还有这番自信吗？”

朱儁说:“有我们在，岂能让江山社稷破败至此？子干兄杞人忧天了吧！”

卢植说:“党锢之祸犹在，公伟兄何来自信？能制止张让之流祸国殃民？寄希望于陛下经此祸乱，翻然悔悟吗？我们都不再年少。有生之年能否拨乱反正，尚未可知。又怎么保护我们身后大汉的江山社稷？”

朱儁哑口无言。的确，朱儁对张让之流没什么办法。党锢之祸为害已久，趁着黄巾军为祸天下的机会，才劝服刘宏解除党禁，赦免天下党人。对刘宏而言，此举无异于借机要挟。一旦黄巾军平定，刘宏又过上安稳日子，依着这位陛下的性子，受张让之流蛊惑，再起祸端大有可能。

皇甫嵩说:“听子干兄之言，是铁了心要反叛朝廷？”

卢植说:“义真兄理解错了。我不是要反叛。亚圣公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是当今的事实是皇权失去控制。江山社稷、天下万民只能寄希望于皇上自己约束自己的喜好行为。皇上心怀天下，老百姓才有希望过上好日子。皇上宠信奸佞，无心朝政，便人人自危，天无宁日。远的不说，就说我等在外拼死搏杀，力保江山社稷，可是皇上身边一个小太监一句话就能抹尽我们的功劳，甚至让我们身首异处。且不说这样的制度到底合不合理。我就问义真兄一句，面对这样的情况，你心里憋屈不憋屈？你有没有什么时候能够全情投入一件事，而不用顾虑你的行为会不会受到皇上猜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