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儒家的传统，一个是法家的后裔。程祁在两者之间决定走第三条道路，而回复给这位洛阳教授的信，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契机。

他铺开信纸，先客气了两句套话，然后便转入到正题之中：

法律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自然学派认为存在一个天理，法理是对天理的“分有”，法律应当是契合天理的——这回答了法律应当是什么；而强制法学派指出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证的规范总和——这回答了法律实际上是什么。

在应当是什么与实际是什么之间，如何寻求一种平衡？很明显，在生活中，法律并不截然的分成两部分，也并不是单纯的只是上述两者中的一个。而是既有应然的部分也有实然的部分。

实际上，法律既不是几个学者的冥想结果，也不是一群议员老爷们凭空创造的橡皮。法律是既有的社会关系总和，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它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有历史的成分，也有现时代人们智慧的结晶，而且还影响着未来的事件。它可以被改善，并且法学者的作用就是提出和论证改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法有自己独特的目的，不是抽象的公正和正义，而是每个案件的公平与正义，即法的社会效果。

比较自然法学和强制法学，程祁提出的社会法学观，把关注的重心从法的来源转向了法的运行。他指出，空有良法而无善司法者，良法亦是恶法。所谓真正良法，必是落在日常，显现于个案之中的良法。

这份信寄出去之后，很快就在洛阳高等师范学堂引起了轩然大波，有批评的，有赞许的，不少法学教授在自己的课堂上把程祁在回信中提出的观点梳理出来，逐条讨论。半个月不到，程祁就收到了十多封从洛阳来的信，有长篇大论与他辩驳的，也有细心为他细化深入各种观点的，还有一封更干脆了，这封信来自于洛阳高师的十多名教授联名，他们希望能够遵从古例，请程祁这位法学界的后生小子到洛阳高师的学堂之上展开论战。

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论战，这在古典中国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从先秦时代的稷下学宫开始，各持一说的学者们就展开了各种唇枪舌战，汉朝的白虎观会议，南朝梁的范缜萧子良论战，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不一而足。

程祁这回收到的请柬，就是以洛阳高师的祭酒朱之瑜（舜水先生）为首席，下有伊藤仁斋、德川光国等在洛的各国学者盛情，对于一个初次涉足学术界的后生小子而言，可谓是极为荣幸了。

“走，上洛去！”程祁收到请柬之后没有半分的犹豫，一拍大腿就这样爽快地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