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林艺结婚半年，母亲忽然脑梗。半夜，幸亏我听见她房间电视一直响着，想去替她关掉，进门发现母亲躺在地上，嘴角流下白沫，无意识地挣扎。

抢救过来后，母亲记忆变差，同样的问题会反复问，痴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我没有钱请护工，只好辞了工作，回家打理饭馆，这样可以照看母亲。

厨房永远响的漏水声，油腻的地板，擦不干净的灶台，我机械地去熟悉这些。有天喝醉的客人闹事，不愿意结账，还掀翻了桌子。客人把我按在地上，非说讹了他钱，我的衣服沾满他的呕吐物。

母亲像孩子一样大哭，我奋力翻身，冲到柜台，母亲小便失禁，尿在了椅子上。我一边抱住她，一边微笑着对客人说：“你们走吧，这顿我请。”

深夜我收拾凌乱的饭馆，林艺站在门口。我不敢望向她，不敢面对妻子眼中的绝望。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发出细微的声响，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不是林艺离开我的倒计时。

又过半年，林艺提出离婚。她没有等我回答，直接离开了燕子巷。

我原本就在深渊，没有更低的地方下坠。我明明知道早就应该同意她的要求，可拥有她的岁月，就像穹顶垂落的星光，是仅剩的让我抬头的理由。

林艺无法忍受的生活，注定是我的余生。

人活着为了什么？做不擅长的事，接受不乐意的批评，对不喜欢的人露出笑脸，挣他们一点钱，让自己多活下去一天。

我依旧要和人们打交道，在他们眼中，我过得很正常，就是一个令人生厌的饭馆老板。

某个夜晚，我洗好碗，放进抽屉，推进去的时候卡住了。我拉开重新推，还是推不进去。再次拉开，用力推，反复推，疯子一样拉，推，拉，推，歇斯底里，直到用尽全力地踹一脚，抽屉内发出碗碟破碎的声音。

我知道自己也碎了。

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抑郁严重，配了些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和劳拉西泮。我吃吃停停，情绪越来越糟糕。压抑是有实质的，从躯壳到内脏，密不透风地包裹，药物仅仅像缝隙里挤进去的一滴水，浇不灭深幽的火焰。

时间治愈不了一切，它只把泥泞日复一日地堆积。母亲坐在轮椅上，抱着铁盒，身子侧靠柜台，眼睛没有焦点，偶尔仿佛睡梦中惊醒，喊我的名字。

我走过去，母亲问：“儿子呢？”

我说：“在这里在这里。”

母亲问：“儿子什么时候结婚？”

我说：“结过了结过了。”

母亲说：“我要等到儿子结婚，我要等到儿子长大……”

她低低地咕哝，紧紧抱住铁盒，那里面是一份她的人寿保险。

当雨丝打在脸上，我以为人死了以后依然有触觉。仰面平躺在长椅上，视野里夜空和树枝互相编织，头疼欲裂。翻身坐起，脚下踢翻几个丁零当啷的啤酒罐。

我迷迷糊糊记得吞了整瓶安眠药，大部分的记忆有点碎裂，断片了。掏出手机一看，五点没到，估计昏睡了几小时，从头到脚都是宿醉的反应。

干呕几声，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头晕目眩，扶着树晃晃脑袋，才清楚认识到一个问题——我没死成。

我强撑着弯腰，捡起啤酒罐，丢进垃圾桶，摇摇晃晃走回住院部，摸到自己病床，倒头就睡。今天一定要死掉的，妥妥死掉，但先让我再睡一会儿，宿醉的脑子太混沌，想不出一种新的死法。

这一觉睡得非常漫长，梦里有个熟悉的声音一直哼着一首歌。

I don't live in a dream.[1]

I don't live in a dream.

I don't live in a dream.

洁白的面庞，长长的睫毛，天蓝色的围巾遮住下巴，林艺小心翼翼夹起一片笋尖，不好意思地对着我笑：“对不起，我也没什么钱，所以一块吃吧。”

再次醒来，直直对上护士充满嫌弃的脸。

除了头疼，我什么都记不起来，傻傻望着气冲冲的护士。她递过一瓶水，冷冷地说：“住院三天，喝了三天，你跑医院蹦迪来了？”

我按着突突跳动的太阳穴，艰难回答：“腿断了，蹦不起来。”

护士抱起被子，下了逐客令：“三天到了，你可以走了。”

我左右张望，随口问了句：“隔壁床的大爷呢？”

护士似笑非笑地说：“早上出的院，你亲自送的他，忘了？”

我拼命回忆，脑海全无印象。“真的？”

护士一脸幸灾乐祸。“当然是真的，人家儿女终于商量好接老父亲回家，结果你哭得天崩地裂，跪在车前不让他们走。”

我呆呆地又问一遍：“真的？”

护士点头：“你还威胁他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他们要是对丁大爷不好，就会被天打五雷轰。”

我不想听了：“这话说得也没错……”

护士接着说：“然后你就一巴掌劈向路灯，还好没骨折，不然你又要赖三天。”

怪不得左手隐隐作痛，我看看红肿的小指，坐在病床上有点恍惚。

护士知道我断片了，犹豫了下，说：“丁大爷让我转告，说谢谢你，让你好好活下去。”她叹口气，说：“心里难受的话，多出去走走。”

我没死成，那么何处可去。

无处可去。

房子卖了，病床到期，林艺还在等我去民政局办理离婚。

淋雨穿过草地，浑身湿透，在停车场找到了自己的小面包车，一头钻进。我脱掉湿漉漉的外套，从副驾扯过来被子盖上。被子是平常母亲坐车用的，因为送外卖不放心把她单独留在饭馆。

车窗一大半破裂，雨丝凌乱飘入。手机响了，显示林艺的名字。我丢开手机，拧转车钥匙，破损不堪的面包车喘着粗气，惨烈地震动几下，启动了。

绕开有交警的马路，快要垮塌的面包车沿途引来惊奇的目光，我漠然前行。

路上我想，怎么会选择在医院结束生命？

昨晚原本打算吃完整瓶安眠药，静静地死在医院。圣洁的白衣天使见惯生死，想必能妥善处理我的遗体。

现在回顾，这计划遍布漏洞。首先，我被抢救回来的概率太大，结果不用抢救，自己居然可以苏醒。

其次，医院不欠我的。不能因为别人可以这么做，你就得寸进尺，他们不欠你的，可以这么做不代表应该这么做。

一路胡思乱想，开到了湖边。

我平静地坐在车里，车头对着雨中的湖面。面包车是林艺出主意买的，二手。接手饭馆之后，生意冷清，林艺和我买了这辆面包车，拆除后座，装了吧台和柜子。

我们做好盒饭，开车到学校或者居民区，像个小小的流动餐厅。

母亲没有自理能力，就坐在副驾，系好安全带。林艺坐在后排，轻轻哼着歌。

我永远记得有一天，母亲睡着了，我开着车，林艺把头伸过来，说：“你看，好美。”进香河的尽头是鸡鸣寺，郁郁葱葱的山林上方，扬起辉煌的火烧云。

林艺说：“等妈妈病好了，我们一起开车自驾游，开到世界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