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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做事情就是利落，很快，在湖岸边的那片荒地上，新的医学院就开始动工了。这个时代的浙江巡抚是一个叫做信勤的满洲人。这人在历史的大潮中却是个异数，相比他的前任和后任，他几乎在历史上什么重要的痕迹都没有留下，身为封疆大吏，身处这样的风起云涌的时代，却还能如此，倒真是颇有大隐隐于朝的风味了。

总的来说，这位信勤大人，基本上就是个不太管事的，万事只以无事为好。

一般说来，就歪果仁的感觉来说，和一个出身满洲的地方官交涉事情，有时候会比和一个汉族出身的地方官更容易一些。因为满洲官员不像汉人官员，有时候喜欢表现自己的风骨，甚至会故意的靠着为难歪果仁来妆点自己。满洲人不需要这些，因而在自己职权内的一些事情，他们答应起来往往更爽快。况且，美国人也不过是要在杭州办一所医学院而已，自从庚子年之后，中国国内的这种外国学校还少了吗？反正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是为了这么点事情，闹出什么事情来了，反倒是不好。于是信勤很爽利的就批准了这个项目。

而且，在中国的士大夫们看来，西医虽然野蛮，有术而无道，不通五行，不明阴阳，自然是比不得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博大精深，无所不包。只是就像乡间的巫医，有时也会有一些说不明白，却极为有效的偏方，也还能治疗一些疑难杂症。这西医也是如此，有些不太好治的病，让它来治标，却也不错。当然，若论调理治本，却还是要靠中医的。但多一种救命的手段备着，对大老爷们来说，也不是坏事情。

对于光复会的人来说，即使不提借此掩护反清准备的事情，他们对于西医本身也是很支持的。周树人就不必说了，后来他在《呐喊自序》中就直接说过“中医只是有意或者无意的骗子”，而且这些人在留学日本之后，也发现，日本的维新思想的产生，很多其实就来自与对西方医学的学习。而这个观点，在周树人见到从美国来的那位叫做麦克米兰的革命志士之后，就变得更为坚定了。

也就在医学院开始动工之后，陶成章带着麦克米兰院长来到了杭州。周树人也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他从其他人的口中听到过很多次的传奇人物。

据说，这位麦克米兰先生本来也是个富家子弟，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是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的了。但是这位麦克米兰先生却是一位心底极为善良的人，在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先是在救恩医院里当大夫，因为医术出众，很快就成了主刀医生，收入自然也相当可观。但他又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了西班牙人肆意欺压迫害古巴人的暴行，以及古巴人民奋起反抗的报道后，大为感动，便辞去了薪水丰厚的职务，去古巴当了一个志愿医生，在古巴一干就是好几年，直到古巴成功独立，他才功成身退，后来他又参加过布尔战争，为布尔人的自由而战斗过。

因为这些故事，在周树人的心里，自然而言的就将麦克米兰先生和英国诗人拜伦联系了起来，将他想象成了拜伦的样子：消瘦，脸色苍白，倔强，偏激而深刻。然而当这位医学院未来的院长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人和他的想象完全是两个样子。

麦克米兰先生并不高大，论身高也只比周树人高一些，但因为四肢粗短，所以看上似乎比周树人还要矮。他的胳膊几乎和周树人的腿一般粗，而大腿呢，几乎就和周树人的腰差不多粗细，而他的脖子几乎比脑袋还粗。虽然是白种人，但是大约是在阳光灿烂的古巴呆久了，所以脸上的肤色看上去不像是个医生，倒像是个铁匠。

周树人也学过一些英语，这使得两人的交谈倒不是大问题。在得知周树人是正儿八经的学过医学的事情之后，麦克米兰显然很高兴，便和他聊起了现代医学的新的进展，他还将最新的几期《柳叶刀》杂志送给了周树人。

当然，除了谈医学，他们也谈到了革命。

“医学的核心是人道主义，革命也是一样。在我看来，革命是最大的人道主义。”麦克米兰咬着一支雪茄对周树人这样说，“我是普通外科医生，我知道为了救人，我们做医生的经常需要把那些已经坏死了的，病变了的，危及到病人生命的东西割掉或者杀死，这虽然于病人很痛苦，但救人却是医生的人道主义。革命也一样，革命就是将社会上的那些坏死了的，那些危及整个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命的就像坏掉的阑尾，或者是病菌一样的坏家伙消灭掉。这虽然会带来一些损失，也许会有无辜的人在革命中死掉，就像我们医生用药或是开刀，也会杀死很多健康的细胞一样。但这种痛苦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救人，才能救更多的人。所以做医生的，做革命者的不可以不勇敢的去处理这些事情，这就是革命者的更高的人道主义。如今就我的感觉，中国的社会严重的病了，有一些革命者邀请我一起来治疗她。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义务，所以我就来了。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把这些病症都尽可能的治好。”

麦克米兰先生不是仅仅说说而已，他更能身体力行。医学院的布置很多地方都是他亲自设计的，而在学院开始建设的时候，你也总能看到他亲自在工地上奔走。就这样，到了一九零七年年初，医院和医学院的建筑部分都已经完工了，医生、教师也都到位了，可以开始招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