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肯定不是胡丽丽干的，胡丽丽干不了。因为死者被凶手掐住固定后，被打击的部位是头顶部。”我看到林法医想插话，伸出手阻止了，说，“别急，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没有根据死者的损伤在头顶部而说凶手和死者肯定有身高落差，因为死者有可能是坐在床上被掐住，这样死者是坐着、凶手是站着，自然会形成体位落差。所以不能通过死者的损伤在头顶就说明死者和凶手有身高落差。我想说的是，凶手应该比死者强壮得多，不然一只手就能控制住死者？”

林法医点了点头。

“但是，”我接着说，“如果真的像邻居说的那样，胡丽丽和他人有奸情的话，不能排除是胡丽丽唆使奸夫来行凶的啊。你不觉得胡丽丽的这个不在场证据太巧合了吗？”

林法医说：“嗯，说的是有道理，但还是得靠证据来说话。尸检可以结束了吗？”

此时我和林法医已经在解剖台前站了5个小时，林法医不断地扭着他有一点骨质增生的腰部。

“师兄有腰疾，先下吧，我和你的助手继续。”我说。

“还要解剖什么？”

“既然是第一次主持案件侦办法医工作，我要做到万无一失。”我说，“我想把死者的脊椎打开，看看椎管内有没有出血。如果死者是驾驶摩托车从桥上跌落的，又是仰卧着地，那么他的脊椎肯定有伤。换句话说，如果像我们之前推断的，死者是死后被抛下桥的，他的椎管内是不可能有血的。”

林法医点点头：“那我先下了。”

我和实习法医一点一点分离了死者脊椎附近的肌肉组织，然后用开颅锯锯开了死者的脊椎骨。

椎管内，居然全是血。

这个发现太出乎意料了，怎么可能？出血是生活反应，难道死者还真的是跌落桥下的？难道我们之前的分析推断全部错误？

林法医傻在那里，我也傻在那里，就这样傻傻地站了几分钟，我是真的没了主意，于是脱下解剖服，给师父拨通了电话：“师父，我遇见问题了。”

“考试还能请教老师吗？”师父在电话那头用调侃的语气说道。

我知道师父只是和我开开玩笑，他一向主张人命大过天，绝对不可能因为这是对我的考试，而置一起命案于不顾。所以我没有理会师父的玩笑，继续问道：“简单点儿说，我认为这个案子的死者是被人杀害以后，被抛下3米高的桥下的，仰面着地。但是为什么死者的椎管里会有血？”

师父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有充分的依据证明死者是被杀害以后从高处抛尸的吗？”

我的大脑又迅速地转了一圈，接着说：“有充分的依据！”

“死者死亡几天了？”师父说。

“到今天，快3天了。”

师父笑道：“要懂得坚持自己的观点。抓大放小知道吗？法医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可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案件性质的判断就有问题，我心里就不得劲儿。”

“解决得了。”师父的话锋一转，“高坠导致脊椎损伤，不是看椎管内有没有血。第一要看脊椎有没有骨折。”

“没有骨折。”

“第二要看脊髓有没有损伤。”师父说。

“嗯，看脊髓吗？”我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让实习法医把死者椎管内的硬脊膜剪开。

硬脊膜被剪开了，呈现出一条雪白的脊髓，完整、干净、没有出血。

我扑通乱跳的心终于又重新平静下来。

“脊髓没有出血损伤。”我说，“哈哈，师父，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脊髓没有损伤而椎管内会有血呢？”

“因为尸体腐败，硬脊膜牵拉椎管内的神经根和小血管，导致小血管的破裂，所以才会在椎管内发现出血。简单说，就是腐败造成的。”

这排除了一切可以驳斥我观点的问题。挂了师父的电话，我信心满满，昂首挺胸地和林法医一起坐上车。

“师兄，我们掌握了这么多关键的线索片段，现在要去专案组把这些线索片段串联起来。”我高兴地说。

晚上8点，我顾不上吃饭，和林法医一起走进专案组会议室。会议室里，侦查员和交警同志都在等待我们的到来。

“交警同志赶紧回家吃饭吧。”我进了门就急着说，“是凶杀。”

我肯定的态度引起了专案组的一片嘈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