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地汇报结束后，何伟力问：“这件事情发生和侦破以后，当地的群众有些什么反应呢？”

“我们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不但分别走访了附近的十多户居民，而且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在走访和座谈会中，几乎是众口一词，绝大多数的人都说温昌明一家人处事太差劲儿，做事太过份，别说你的起家、发财全靠人家的煤井，就你依现在有经济实力，亲兄弟在困难的时候拉一把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完全做得到的，死者缺乏法律道德观念，思想僵化，行事固执，皂白不分，软弱推诿，仇秀娟过于贪婪自私，行为乖张，话语伤人。正如何书记在会议开头所讲的那样，当事人及其家人见钱忘形，一步一步使矛盾不断激化，是造成惨剧的主要原因，而凶手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本应该依靠法律手段，按照法律程序，正大光明地去主张、去争取、去要回自己的权利，然而，他却因为法律意识淡薄，采用过激的手段和违反法律的行为，一意孤行，铸成大错，不但让亲兄丧命，而且也毁了自己的一生。”冯立地意味深长地说。

何伟力强调说：“人不能太自私，太贪婪，任何在利益面前六亲不认的人，注定没有好的结果，文氏兄弟是这样，刘天佑兄弟也是这样。记得老人家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看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煤老板，钱挣多了，思想素质应该相应提高，有个比喻虽然不见得合理，但却比较贴切，那就是有些人穷得只剩下钱了，有钱固然不错，有钱是富裕的象征，但你仅仅只有钱，其他什么都没有，知识啊，文化呀，思想素质啊，法律意识啊，道德水准啦，亲情啦，等等，一律打了白板儿，有钱又怎么样？综合素质一定要随着钱的增加而增长，不然的话，你仅仅是一个有钱的白痴，一个有钱的野蛮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何伟力要求，市级领导同志，都要吸取9·10案件的教训，担负起宣传普及法律知识的重任，教育广大市民知法、守法，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为建设和谐松山、法制松山、安定团结的松山贡献力量。

会议结束后，何伟力拖着沉重的步伐，和刘明远、冯立地等人一起来到市少管所。

少管所所长刘志介绍说，这几年被送到少管所来的孩子有增无减，主要是因为父母离异后，孩子从小心理受到影响，产生厌学情绪，多数人都是先沉迷于网吧，然后在社会上结伙成队，摸包打砸，甚至杀人越货，构成犯罪。在所内接受管理的三十六名少年中，这一类的二十八名，占百分之七十八。

何伟力问刘志，能不能先让我们去他们的活动场所看一看，然后回头你再个我们介绍情况？

刘志说，能，怎么不能？这些孩子刚进来的时候还有点儿说不准，可是到了少管所以后，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思想认识有所提高，一般都愿意接受管教，大多数都改变了人生观，情绪比较稳定，基本上没有攻击倾向了。说穿了，他们仍然是一群可爱的孩子，到这里来只不过是一个强制学习的过程，与在学校学习的情况比起来差不了多少。各位领导可以放心地去和他们接触。

何伟力他们发现，其实少管所的活动场所和普通的中学差不多，只是规模范围小一些罢了，活动场所内的设备设施的安装很讲究，非常牢固，很难这拆卸分离。称呼也有不同，普通中学称孩子们为学生，而这里却称他们为学员。

进入院墙以后，何伟力他们看到的是，靠左边围墙一排五间教室，教室的设置也和普通中学的课堂差不多，正面墙上一块与传统黑板大小差不多的电子液晶手写板，没有人在上面写字的时候，自动显示着“自信、自尊、自爱，让我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十七个大红色的黑体字，每间教室设有二十个课桌，课桌的大小高矮和普通中学的差不多，只有凳子是固定在地板上的，不能够搬动。教室两边墙上是一些五讲四美、净化心灵的宣传画和标语警句，后墙上是一个黑板似的评比栏，评比栏中，逐栏记录着当前一段时间里所，一个月或一个星期内表现突出的人或事。

中间操场上是一个篮球场，两边有羽毛球场和三张混凝土砌成的乒乓球台，一条跑道和沙坑，还有单、双杠。

右边围墙里面是一个五开间的工场，宽敞明亮，坚固结实的工作平台和固定的扁钢制成的长凳，可供学员们坐着凳子在平台上面为特定的工厂装配电子元件，不但工作很轻松，能够培训学员的生存技能，丰富枯燥的管教生活，而且还能够适当增加管教所的收入，从而提高学员的生活水平。

傍山的一边是一块空旷的草地，草地中间是井字形道路，道路两旁清一色的葵菊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在暖洋洋的阳光照耀下，一群群土黄色的蜜蜂和五颜六色的粉蝶，在香风中翩翩起舞。

山边是高大的围墙，墙体涂满了灰黑色的泥清。成片的麻雀从墙外飞进墙内，一会儿又从墙内飞到墙外，十多只喜鹊和几只乌鸦在墙头跳上跳下，一会儿喳喳喳喳，一会儿呱——呱——呱——呱······。

何伟力一行来到第三教学室，管教老师正在讲课，手写板上显示着“人生观，世界观”六个遒劲有力的楷体大字，何伟力向老师摆摆手，示意让他继续讲下去，课堂上满脸稚气的十六个学员正专心致志地听讲，何伟力等人进来后，他们好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连眼睛也没有斜视一下。

何伟力他们绕到教室后面，看见评比栏里有一张看上去有些瘦削的照片，小平头下面一双明亮的眼睛闪闪发光，照片右边的记录栏里写着：柳灿，十五岁，进所后遵守纪律，服从管理，学习上进，热爱劳动，文化程度有很大幅度的提升，连续三个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评比等级，甲级。何伟力向老师摆摆手，几个人脚步轻脚轻步地退出教室。

走出教室以后，何伟力问刘志：“那个柳灿你熟悉吗？他父母是干什么的？”

“全所的学员只有三十多个，应该说每一个我都是很熟悉的。这个柳灿是北边邻省送来的，他的父亲叫柳柏，母亲叫贺月华。”

“是不是大井子煤矿那个老板柳柏？”刘明远问。

“正是他，说起来也挺可怜的。”刘志十分感叹。

见温晨军、刘明远、何凡地几位领导都很感兴趣，刘志一五一十地向他们讲起了柳灿的故事。

柳灿的父亲柳柏原来是北边邻省县工业局的科员。那几年行政部门时兴搞内部公司，有人把这种公司称为单位领导的自留地，也就是用领导手中的权和公家的钱，去赚回更多的钱，供领导潇洒，或者直接把赚来的钱往领导包包里揣。局长见柳柏脑瓜子灵光，就指派他去兼任“经济实业公司”的经理，行政编制保持不变。

当时县里国有企业有二十多家，这些企业的参工指标、资源调配、人事调动和厂长经理的任免大权都掌握在工业局长手里，企业和工业局的关系就像儿媳妇跟婆婆一样，心里舒服得服从，心里不舒服不也得服从。柳柏当经理后，工业局长亲自带着他到这二十多家国企借钱，最少五万，最多不限，企业明知这是老虎借猪，但还是硬着头皮给借。几天功夫，这个经济实业公司就筹集了起伙资金两三佰万元。